在新能源汽车界，很少有人像林逸这样身兼研究者、决策者、管理者的多重身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既是运动员，同时还是裁判员与教练员。

　　刚过耳顺之年的林逸，先后担任过以汽车专业称誉全国的两所高校————吉林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汽车学院的院长，从事汽车研究几十年，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工作也已十几年。2002年，林逸从吉大来到北理，担任电动车辆工程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负责纯电动客车的研发。在这一”运动员”时期令他自豪的一件事，是在所承担的科技部”863”的”十五”项目中，带领团队与安凯汽车共同完成全国第一辆上公告的纯电动客车。”十一五”期间，林逸担任科技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组专家，经常到全国各地检查工作，称得上新能源汽车的裁判员。2007年4月，林逸担任北汽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北汽副总工程师，2009年，林逸负责筹建北汽新能源汽车公司(下简称北汽新能源)，并担任公司董事长，开始进入新能源汽车的教练员阶段。

北汽新能源董事长林逸

　　在诸多身份中，林逸仍喜欢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教书匠。”我不是管理者，我是教书的，在大学工作了三十年，我名片的title现在还是教授呢”，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的北汽新能源办公室里，林逸对本刊作者这样说道。

　　经过十几年发展，作为战略新兴产业的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取得长足进步，纯电动汽车更被赋予实现”弯道超车”、提升中国汽车工业在全世界战略地位的重任。可受限于技术瓶颈，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与市场推广依然困难重重。对此，林逸认为技术进步是渐进的，而产业化却会有阶梯式的发展趋势。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所面临的。在2012年年底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林逸”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是干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的发言，赢得了包括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内的多人认同。

　　未来是干出来的，并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空话，体现在林逸身上的是极其鲜明的工程师思维。

　　首先，伴随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攀升以及环保压力，转变能源消耗结构、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战略需求，因此就不要再算细账，比较电动汽车与节能型传统汽车谁更环保的问题，而应该并举并重。

　　其次，面对推广难的问题，林逸认为必须依赖市场已达到一定规模时产生的倒逼效应，一味讨论没有用。

　　充换电模式哪个更好?林逸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各有各的好，”市场会有最后的检验与抉择”。

　　无疑，对新能源汽车而言，全球都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先搞起来”的工程师思维，就会落后，未来是干出来的。

　　”全世界招标也就这水平”

　　林逸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和悦、耐心，经常讲着讲着，会不自觉地笑起来。除了负责北汽新能源汽车公司，他还算得上北汽的发言人。”各种展会都让我代表北汽答作者问，最多的一天有五场，嗓子都说哑了，我就是个托”，他有些自我调侃地说道。

　　低调的解嘲背后，是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熟稔，以及对北汽的自信。

　　在一次新能源汽车的联系会议上，市领导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们北汽就是自己不使劲，如果再不干，就全国招标，不用你们的车了。林逸笑着叫板道：”据我了解，别说全国招标，你就是全世界招标，也就这个技术水平了。我们碰到的问题，他们同样碰到。”

　　客观地说，北汽并不算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先行者。2007年，北汽福田成立新能源技术中心，专注于新能源客车、环卫车、纯电动迷迪出租车的生产。同年，林逸进入北汽集团，负责北汽研究院的筹备工作。研究院成立伊始便设立新技术部，主攻新能源汽车的研究。研究院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几十人，直到现在的1600多人。

　　2009年11月4日，北汽新能源正式揭牌，当时”一园两公司”三个牌子一起揭。”一园”指北京市科委和大兴区政府共建的北京新能源汽车科技产业园，”两公司”除了北汽新能源，还有北汽合资投建的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年，园区又多了一家公司————北汽新能源合资投建的北汽大洋电机科技有限公司，至此，北汽新能源掌控了电池、电机、电控系统三大电动汽车核心部件，形成单班年产2万台电动汽车的规模。据悉，占地3000亩的产业园二期项目已获批准，北汽新能源将进一步扩建其生产基地。林逸喜欢经常宣讲的是2012年科技部部长万钢考察时，主管新能源汽车的高新司司长赵玉海所说的，这是他看到的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最完整的企业。

　　北汽集团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正式形成于2009年年底。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将其总结为五句话：大力发展纯电动汽车;积极发展混合动力汽车;跟踪其他形式的新能源汽车;掌握核心部件技术;外引内联、集成创新。”十一五”才进入新能源汽车国家团队的北汽，与北京市以纯电动为主的思路一致，集中抓纯电动汽车。在最近的一次会上，林逸注意到领导对这一战略描述进行了微调：前一句加了一个字，变”纯电动汽车”为”纯电驱动汽车”，将增程式、插电式电动汽车都考虑进去;第四句后面加上”打造完整产业链”，第五句则不再提。

　　除了完整的产业链，北汽引以为豪的是所谓”保姆式”的运营服务。北汽为目前路上跑的600多辆电动汽车配备了80位工程师组成的售后服务团队。根据四部委规定，在25个试点城市运行的所有纯电动汽车上，都要安装随车监控系统。在北汽新能源的展厅里，根据5秒一次的数据采集，每辆车的详细状况都清楚地显示在电子地图上。北汽在北京市设有8个维修点，”只要报故障，我们保证半个小时就能过去”。而从示范运营的统计结果看，70%多的故障率源于充电器、插头、继电器等零部件体系，在林逸看来，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工业基础上的差距还得”几十年才能赶上”。

　　对北汽新能源的每个历史时刻，林逸都记得非常清楚。2009年7月，担任6人筹备组的组长，10月6日入住，11月14日第一辆车出来……经过3年多的发展，目前北汽新能源拥有包括E150EV在内的三款上公告的纯电动汽车， 2012年年产1000辆，结合北京市5000辆的新增推广规划，今年年产量将定在3000～5000辆。2015年，北汽新能源的目标更为宏大，在15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中，纯电动汽车将占到三分之一。

　　”产业化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受杰里米 • 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观点的影响，林逸认为汽车的电动化将是未来交通机动化的发展方向。

　　里夫金认为，相比于前两次分别以蒸汽机、内燃机和电气化为主的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以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发电、智能电网、氢的存储和利用、电动汽车为重要支撑。

　　”我过去往往在电动汽车的技术路线上去跟别人讨论，如果从人类技术发展的角度讲，电动汽车是人类交通发展的必然”，在5月底于合肥举办的”2013新能源汽车创新高峰论坛”上，林逸在演讲中讲道。

　　对”在中国以煤为主的电力结构下，电动汽车未必环保”的质疑，林逸认为当年万钢部长提出的发展电动汽车三个战略意义，即节省石油燃料的消耗，减少环境的污染，提升中国汽车在全世界的战略地位，并不过时。发展电动汽车乃大势所趋，不是”算算小账”的问题。

　　从各大城市推广电动汽车的经验来看，一个共同的问题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在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很难”赶上趟”，供电线路、土地、充电设施，都会影响到电动汽车的推广。在美国，根据绿色建筑相关标准，开发商要预留20%的停车位给新能源汽车，而在中国显然还不到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林逸认为要等到电动汽车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相关立法与规划才会引起重视，就像10多年前，卖房子时车位难卖，现在则满大街都是汽车，一位难求。

　　对充换电模式之争，林逸认为各有利弊，应搁置争议，各自尝试，最终让市场选择。在林逸看来，定点定线运输的公交车、大客车，包括出租车，比较适合换电模式，但对个人用车而言，换电模式未必可取。除了用户的心理感觉，换电模式存在两个比较大的技术问题。首先，电池组的焊接点在拆卸中容易松动，对电池的寿命及安全都有很大影响。其次，换电的前提是电池标准化。”电池箱的结构尺寸一定，汽车结构也要标准化，汽车产品的个性化将难以满足用户需求”。

　　尽管问题种种，产业化需要的却是尽快”干起来”，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积累经验，扩大市场，才有希望。

　　”特斯拉在中国活不下去”

　　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目前最大的明星莫过于美国的特斯拉(Tesla)汽车公司。从2012年四季度亏损8990万美元，到今年一季度盈利1125万美元;股价突破每股100美元;市值膨胀至130余亿美元，人们纷纷惊呼其为”新能源领域的下一个苹果”。

　　在林逸看来，特斯拉是”一俊遮百丑”，一俊就是攀升的股价。林逸的观点是，特斯拉掌握了电池分布式管理等重要关键技术，其次把握住了合适的市场定位，根据续航里程要价。它的Roadster和Model S能分别实现394.3公里和483公里的续航里程，价钱也从6万～10万美金不等，”车挺贵，但卖得挺好”。事实上，特斯拉今年一季度的盈利并没有那么多，实际上还包括卖碳排放指标的钱。

　　特斯拉的成功让林逸深入思考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环境问题。在他看来，中美市场环境存在较大差别，特斯拉的经验难以复制，换个说法，特斯拉在中国活不下去。美国拥有充分的市场经济，虽然也有政府扶持政策，但一切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贷款该还的时候还，企业该破产的时候破产”。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不充分，还处于规则形成中。”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破产，政府都要去救”,从而造成国内新能源车企竞争力远不如美国。特斯拉在美国完全按照市场运作模式，先把销售体系建好，再逐步出车，而在中国则先根据政府扶持项目研发，然后才考虑市场。

　　按林逸的看法，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仅靠发改委的产能过剩调整来淘汰落后，市场手段不够，”120多家主机厂，应该整合成几家，号召了差不多20年没看见少了谁。如果像美国那样完全的市场化，中国一千多家电池厂连十分之一也剩不下”。

　　”归根到底是体制的问题”。中国的许多问题挖得深点几乎往往归结为体制问题，解决之途也非林逸这样的从业者所能干出，必须靠另一些在位者，去大干特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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