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疫情”这只黑天鹅成为了任何行业都逃离不开的关键词，对于汽车产业而言，更是如此。虽然在国家积极复工复产的引导下，进入下半年，我国汽车产销水平有了很大的回涨，但在全球产业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无疑给行业发展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于是，在本届泰达论坛的开幕会议上，来自政府与整车厂的领导们也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行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针对这些不足，站在政策与市场的角度，给出了建议。

汽车产业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陈克龙认为，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陈克龙）

“从国际看汽车产业四化叠加交汇、相互赋能，汽车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储能单元等具有多种属性的产品，生产方式加快互联协作、智能制造演进，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速发展变革，孕育很多新机遇，同时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疫情影响给全球产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从国内看，我国汽车产业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家底，新能源汽车取得一定的先发优势，智能化、网联化发展势头强劲，但也存在核心技术部分缺失，基础能力不强，品牌竞争力不强等大而不优的问题。新能源汽车下行压力增大，外部竞争加剧，智能网联成为全球竞争高地，如何巩固传统优势，构建发展新优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一级巡视员宋秋玲也认为，上半年国内部分新能源汽车企业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出现大幅下滑，深层次值得思考。

（宋秋玲）

她指出，“在理念上一些企业固守传统的造车思维，对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这个浪潮缺乏敏感性，在实践上一些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能力不强，产品过度依赖财政补贴，现在看单靠补贴是打造不了国际知名的民族汽车品牌，拥抱新的工业和科技革命的浪潮只能靠我们自己，否则就会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甚至被淘汰出局。”

在种种因素的冲击下，消费者与市场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竺延风将其总结成为四点。

（竺延风）

第一，从汽车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看，消费者的参与感不断增强，他们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受众和被动接受者，而且希望把自己的主张融入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制造以及销售过程，表达自己的意见，实现自我的价值。

第二，从汽车企业之间的关系看，从竞争走向合作共赢会逐渐成为主流。

第三，从汽车企业与新进入者之间的关系看，竞争者的边界更加模糊。既有传统汽车制造商，也有汽车新势力；既有国内互联网高科技企业，也有高科技背景的国外企业；既有制造型的企业，也有提供服务型的公司。“我们现在也难以判断未来真正的竞争的取胜者是谁，也许真正的竞争者今天还没出现。”

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商业模式、新业态的深化发展，智能网联等领域的新法规和政策也给企业的诚信、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策引领方向，企业加速转型

因此，在纷乱的市场环境之中，唯有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才能使中国汽车走得更加长远。

其中，作为有力的后盾，政府依然会坚定不移地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陈克龙介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们研究发布双积分办法的修改决定，启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动实施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目录和产品公告合并改革发布，努力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平稳发展。

下一步，党中央将坚持从产业升级和促进消费双向发力，联合相关部门与行业企业一道，推动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推动实施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行动计划，推动车电分离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持续推进提升公交、出租、物流、环卫等公共领域和一些特定场景的车辆电动化水平，同时针对疫情影响导致的2020年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供给不足的问题，工信部也在加强研究，下一步要做一些政策的调整。

同时，也要加强安全监管，组织开展全产业链安全隐患排查，加大新能源汽车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

而为了加快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发展，下一步，工信部还将推动网络化基础建设，加快布局5G蜂窝通信基站，部署LTE、V2X的路测技术；完善标准体系，启动“十四五”标准体系建设，加快车载信息交互，车路协同、网络安全等相关标准的制定；推动测试示范，联合修订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的管理规范，鼓励有关地区开展载人载物规模化示范应用，探索新商业模式；同时，接下来还将按照企业主体、问题导向、开放创新、监管有效的原则，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强化精细化、精准化的管理服务。

除此之外，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还补充道，加快破除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拦路虎”，推动建立激励和保护创新的制度，是促进汽车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应深入地推进放管服，放宽市场准入，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立合理有序的市场退出机制，完善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合理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

（万钢）

而作为身在行业中的一份子，竺延风认为，当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推动平衡发展，高质量平衡发展更有效、更可持续增长。例如，推动产品技术与市场之间的需求、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供合关系，以及政策供给与市场的平衡。

身为北汽集团的前董事长，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徐和谊，则对产业和市场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站在从业者与规则制定者的双重角度，他认为，在突破瓶颈的过程中，“新基建”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徐和谊）

其一，要强化标准引领。尤其是涉及到汽车产业以外的协同配套体系，包括在新能源领域的换电标准，老旧电池的退出，电池的回收利用等法规标准，在智能网联领域的车端、路侧单元的标准，交通道路设施标准等，政产学研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尽快启动完善相关标准的制定，力求形成全球范围内行业的主导权。

其二，要强化生态共建。一方面在充换电站，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要在国家顶层设计下支持各类的企业多角度的参与其中，推动更多适用于新四化发展的场景开发。另一方面，要在合作方式、金融支持等方面探索更大力度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模式创新的活力，为新四化变革松绑、赋能。

最后，还要强化场景激活。在新能源化方面，要解决好公司网络的衔接，系统的互动，无感应支付等关键环节，真正为用户提供无感、边界充电体验。

事实上，随着国家的大力支持，与众多优秀企业的一同努力，中国也正在从汽车大国成长为汽车强国。其中，一汽红旗就是最好的代表。

作为民族品牌的领先企业，一汽红旗的市场表现在近三年取得了飞跃的进步。尤其在今年的特殊情况下，一汽红旗的销量规模将突破20万辆，与去年相比，增长了100%。而2021年的目标继续挑战翻番，其更是向着40万辆的目标前进。

之所以能够实现“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平表示，是因为红旗找到了一个品牌建设的模式，这个模式被定义为“11114”建设体系：“1”代表一个中心、一个主线、一个驱动、一个基础，4是品牌建设的四个方向。

（雷平）

具体来看，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产品创新为主线，以全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为驱动，同时以人才为基础。

在品牌建设方面，红旗则遵循着“尊贵化是自主品牌高端化的门槛；中国化是中国民族品牌提振的根基和底气；年轻化是中国汽车品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保障；国际化是中国民族品牌成功的重要标志”这四个方向，不断树立着中国品牌的最高峰。

最后，在国家与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万钢表示，我国的汽车产业就一定能够平稳发展，在新形势下取得更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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