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夏以来，网约车越来越难叫到，是很多用户的共同感受。而随着7月1日《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发布，帝都用户们叫车难的感受只会越来越强烈。

根据这个《规定》，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将展开为期半年的“非法客运专项治理行动”，打击非法客运行为，机场、火车站重点点位检查24小时全覆盖。目标只有一个：黑车。

黑车（非法客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网约车还没有诞生的时候，黑车与黑摩的的区别只在于轮子的数量；网约车出现之后，黑车一度被招安，摇身一变成快车、顺风车，但随着前年“京人京车”这种政策的出台，一夜回到解放前。

只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过去两年因为违反“京人京牌”政策（主要是京人）而导致的罚款，都是由相关网约车平台买单，完事之后司机车照开、钱照赚。

但进入2018年以来，有关部门的执法力度持续加强，7月1日的新规很有可能会把过去两年相对随机的执法审查常态化、固定化。就网约车行业而言，北京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城市，美团打车入沪容易、进京却迟迟不得，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然而就是这个最重要的网约车市场，现在不得不面临“沦陷”的局面。有人说是政策管的太严，应该适当松一松，毕竟网约车的出现给老百姓提供了不少便利。我觉得说网约车提供便利没错，但一个商业模式如果总是绕不开政策的管制，到底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模式本身有问题？

作为一个新生行业，网约车有四个利益相关方：用户、司机、平台运营方、政府。但不幸的是，目前这四个利益相关方对现状都不满意。

先说用户。最大的不满就是打车越来越贵、越来越难。2016年滴滴合并Uber之后，一步一步减少，直至取消对乘客和司机两端的补贴，然后在快车页面中推出优享业务，部分快车收费标准提高。去年4月份，又在北京引入“分时计价”模式，提高早晚高峰时段价格，起步价与出租车看齐。

而“京人京牌”、“沪人沪牌”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网约车一线城市的运力大减。财新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地区某主要网约车平台上，合规车辆仅占10.7%。

供给端越来越少，网约车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越来越多，用户当然不满意。C端用户可以接受没有福利，但不能忍受福利的递减。给我的还要拿走，这怎么能行？

再来说司机。有次坐快车，司机师傅说他的一位朋友在网约车补贴大战最疯狂的时候，一年赚了两辆奥迪A6（当然，我觉得低配版的可能性更大）。但现在的处境是，不仅补贴早就没有了，还要被平台抽取近30%的佣金。

现在要想月收入过万，一个快车司机每天的出勤时间一般要到到15个小时左右，这与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强度越来越接近了。一方面是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另一方面是收入越来越不具有竞争力，以至于今年入夏以来随着天气的暴热，很多司机不愿意出来拉活。

除了天气，派单越来越远也是很多网约车司机的不满之处；明明附近有很多人在叫车，总是给你最远的那一单。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再来看网约车平台。这条到目前为止烧钱最多的互联网赛道，可能觉得自己很冤。以滴滴为例，干易到、并快的、顺手还把Uber收编了，花了上百亿美金好不容易一统江湖，最后却要面对前有政府管制、后有各路追兵的境地。获得了垄断地位，但没有获得垄断红利。

网约车的出现是共享经济在中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它的初衷是解决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但在中国畸形的资本竞争环境下，这个初衷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叫网约车的难度在加大、费用在增多，而且还带来了更加拥堵的交通。政府当然要管，所以滴滴们觉得自己很冤。

最后来看政府的不满意。《规定》出台的第二天我打车，司机师傅突然问我，是不是觉得这两天北京没那么堵了？他说这个《规定》对于不符合“京人京牌”政策的外地司机，简直是“团灭”，吓走了一大批人（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待网约车，其实政府的着眼点就两个：一是看交通堵不堵；二是看是否触碰民怨。综合近几年中央对首都的定位来看，北京的交通不仅要比网约车出现之后更畅通，甚至要比网约车出现之前更畅通，这是基本目标，再好的商业模式也不能挑战这个目标。

至于民怨，红线就是不能出人命。其实传统出租车行业每年都有刑事案件发生，网约车刚出来的时候，安全问题是乘客最大的疑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已经没有了这个顾虑。但最近两年频繁发生在网约车平台的伤人、杀人事件，似乎在提醒人们：那个恶魔始终存在。

说实话，这种事件的发生，网约车平台肯定有责任，但这个锅也不能让平台方自己背。网约车模式天生的特性就决定了上述危险性的存在，乘客既然认同这种出行方式，当然就要考虑危险所在。

但政府不这么认为。首先出人命对谁都不好，其次当命案发酵成影响社会舆论的事件，就不单单是刑事案件了。这次新出台的《规定》，就要求司机和车辆具备双重运营资格，没有其中一项资格认证，就属于违规。等于司机除了驾照，自己还要再考一个证，以及帮自己的车再拿一个证。商业模式的天然缺陷靠政策来填补，是网约车行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如果以滴滴成立的2012年算起，网约车这个模式已经在中国成长六年了，并且人催生了估值几百亿美金的公司，按理说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了，但现实就是乘客不满意、司机不满意、平台不满意、政府不满意，所有利益相关方都不满意！是时候反思一下模式本身的问题了。

任何一个商业模式的成立，都要满足两个条件：1、顺应人性的常识；2、增效率、降成本。

最初的几年时间，穿着共享经济外衣的网约车，借助资本的力量极大体现了商业模式的“先进性”：补贴最疯狂的时候，用户以近乎公共交通的出行成本享受私家车的服务，司机甚至不用出车仅仅通过刷单就能月薪过万。但这种释放人性之恶的商业模式，一旦失去资本的输血，就像突然断了毒品的瘾君子，所有问题都会原形毕露。

我一直都认为，网约车没有护城河；如果说有，就是补贴，但问题是任何通过补贴才能生存的商业模式都不会长久，共享单车就是最好的例子。没有了补贴的网约车在效率方面正在向传统出租车看齐，成本甚至比出租车更高，再加上各种新政，网上叫车堪比买彩票。六年血战、烧钱无数，最后的结果仅仅是北京又多了一家出租车公司。

共享经济的初衷是：我有闲置资源拿出来供你使用，你有闲置资源拿出来给我使用，是一种略带共产理想的资本主义交换。

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是共享经济的崇高理想。

但网约车行业始终无法突破一个瓶颈：在不增加供应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需求端；而如果无节制地增加供应量，又会导致交通拥堵、人身安全等社会问题。

这两年的各项政策、新规一再提示：一个公司、一个行业的高效不能以一个社会的低效为成本。

其实，在传统的网约车模式之外，这两年还兴起了一种新的网约车模式：分时租赁。这种新模式也是基于LBS，以小时或分钟计费，随取随用随还的自助式出行汽车租赁服务。它主要满足人们中短途出行需求。目前这个领域的公司有TOGO途歌、Gofun、Evcar等。

分时租赁为什么会有市场？来自险峰华兴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国内一线城市都已经实行买车限号，北京每年新增的车牌数量小于10万且控制越来越严，私家车的供给无法实现粗放式增长。再看运营车辆，北京市出租车数量常年停留在6.7万没有增长，而由于经济模型和网约车新政的原因，滴滴快车的出行供给也已经达到了天花板。总结一句：粗放式增长已成过去，未来要靠供给侧改革。

而且，以滴滴为代表的网约车模式只解决0-10公里出行，10-100公里是出行服务还是真空市场。根据高德大数据，北京上海两个城市0-10公里的出行需求占总盘子的55%，10公里以上的需求占45%。

再看供给，共享单车解决的是0-3公里的公共交通接驳需求，滴滴+出租车解决的是0-10公里的短途直达出行需求，神州租车解决的是100公里以上中长距离用车需求，而占据45%比例的10-100公里出行需求完全没有一个对应的供给。

可以这样想，早上赶早班机，把车开到机场，自然就会有人把它开回来，单程价格只相当于专车的60%。

分时租赁的好处是，首先不会增加车辆的供应量，以途歌为例，汽车都是从传统汽车租赁公司租来的，说白了盘活的都是北京现有车牌，不会增加城市交通负担。

其次，汽车分时租赁没有司机服务，用户就是司机，司机就是用户，不存在刑事治安事件的可能。这也正是让有关部门最放心的地方。而没有了司机服务，出行成本也被大幅降低，对于分时租赁而言，开的越远，就越便宜。

再次，分时租赁是走向无人驾驶的必要阶段。据说途歌这样的公司已经开始与百度的自动驾驶进行战略层面的合作。未来上班叫车，将会是汽车自己开到家门口。从人找车到车找人，是分时租赁最具创新性的一招，因为背后的数据呈现是完全按照无人驾驶的逻辑进行的。

在无人驾驶普及的前夜，网约车也走到了一个需要变革的十字路口，新技术、新模式都是突破原有天花板的最好方式。一个行业的进化总需要先驱的付出。不管怎样，还是要感谢滴滴们！

（文中相关数据来自：罗兰贝格、险峰华兴、高德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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