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里在汽车行业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了30余年，他既是汽车产业践行改革开放、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渐强的见证者，也是汽车行业政策制定调整、汽车行业管理改革的参与者。他的工作轨迹也是我国汽车行业管理、产业政策调整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更迭和变迁的缩影。

从当时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到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再到国家机械工业局汽车工业处、国家经贸委、发改委、工信部，回首这30多年的工作经历，李万里是惟一一位经历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多次机构改革全过程，最终又回到“原点”的人。说到过往的曾经，他总是习惯性地爽朗一笑，貌似“调侃”的言语中，抹不掉的是他对中国汽车行业发展、汽车产业政策制定、调整、完善的那份溶于骨子里的关注，和客观、清醒的见解与主张。

客厅里，一张餐桌、一杯茉莉花茶，他身着一件再朴素不过的纯白色圆领T恤，专访就在这样一个颇为简易的环境下开始了。尽管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半个多小时，不过李万里早早做好了充分准备，为了接受此次专访，他精心撰写了满满15页的提纲，而这正是他一贯的风格，认真、负责。

职业生涯的“变与不变”

这30多年间，迂迂回回在不同机构和部门任职，但汽车一直是李万里专攻的领域。无论机构如何改革、管理部门如何变迁，不变的是李万里对汽车产业发展的一颗“赤子心”。

1986年进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1994年作为40人之一进入机械工业部汽车司；1998年作为10人之一进入国家机械工业局的行业管理司汽车工业处；2001年作为5人之一进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产业政策司；2003年作为惟一一位原机械工业部汽车司的工作人员由国家经贸委进入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2008年进入工信部，任产业政策司调研员、副巡视员。

李万里过去30多年围绕汽车的工作轨迹，也是我国汽车行业政府管理部门变迁的缩影。他辗转的部门也先后是我国汽车工业当时的主管部门。这3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中汽车行业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无论是国内汽车工业的管理还是对外的开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重要的是1987年中央北戴河会议。那时，我刚刚进入汽车工业管理部门，开始接触汽车管理工作，尽管没有资格参与北戴河会议，但是会后却明显的感觉到，汽车工业真的要开始快速发展了。”李万里在接受《中国汽车报》采访时回忆：当时，对中国要不要发展汽车产业，汽车产业要不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轿车要不要进入家庭，汽车产业发展机遇与空间还有多少胜算等重大问题，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争论的焦点，直到1987年中央北戴河会议的召开，才从国家层面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要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由此也拉开了我国汽车行业改革开放的历程，开启了我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阶段，一直到今天形成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做大做强汽车工业、轿车进入家庭、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引导我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化汽车制造体系，形成中国企业方阵，对社会经济上下游的牵引、催生服务贸易领域升级，拓展了国际市场、加快汽车及相关产业“走出去”，生态环境大为改善。李万里认为，正是得益于国家深度推动改革开放，从容面对WTO，积极融入全球化；汽车产业规模不断做大，制造体系日臻成熟，企业的竞争实力迅速成长。“这些业绩不仅体现在各项统计数字中，更折射出加入WTO后中国汽车产业的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保障能力整体大幅提升，巩固和确保了国家发展利益。”李万里说。

在国际化进程中持续进步的汽车行业管理

加入WTO对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影响巨大，也对行业管理部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汽车管理也开始迈向国际舞台。

2000年末我国加入WTO框架谈判文本进入签署的最后阶段，时任机械工业局行业管理司汽车工业处处长的李万里在后方支援汽车领域谈判，见证了汽车在加入WTO领域的波折故事。“经过多年拉锯取得WTO的谈判成果，国家要求尽快和各个成员国签署文件，在与欧盟签署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李万里回忆，欧盟在确认最终文本当口，突然要求增加一项新内容，即要求中方取消1994年版《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中关于限制外方汽车企业股比的规定。

“消息传来，大家都非常惊愕”，李万里介绍，“WTO谈判是围绕贸易自由化领域开展的，本不涉及投资便利化问题。当时，我国汽车工业还不具备完全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控制外方股比是保护本土汽车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博弈节点，以此为‘要挟’提出额外条件，我国前方谈判代表与国家经济贸易和汽车工业主管部门承担了巨大的内外压力和风险。我们必须做出明确回应。”答应了，会对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带来巨大危害；不答应，则可能出现僵局，耽误我国进入WTO的进程。重压之下，李万里建议，以开放发动机外方股比为交换条件，争取保留整车合资股比的限制政策。最终与欧盟达成协议，文本顺利签订。“尽管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放开发动机合资股比的历史背景，对此提出指责，但是在那个历史时刻，这不失为一个最好的替代条件。今天回头看，它至少为起步期的我国汽车企业赢得了至少20年的发展保护期。”李万里感慨，“这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中一个极其艰难的历史时刻，更是我国汽车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事件。我们作为当时的行业管理者，面对危机时刻如果一筹莫展、无策可施、无所作为而使我国汽车工业受到损害，将受到各方责难，我自己也会抱憾终身。”

谈到中国汽车在WTO进程中的发展，李万里还有一次代表中国成为WTO争端解决机构（DSB）“被告”的经历，而这次争端的成功解决，也为我国汽车工业国际化进程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加入WTO后，我国搭上全球化快车，一路绝尘的巨大进步和不可预期的发展潜力使既有国际秩序制定者目瞪口呆，紧急调整策略，企图遏制中国发展势头。”李万里介绍，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国提出我国2004版《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有关汽车进口管理中“整车特征管理”条款，以及海关总署等部门的相关管理违反WTO规则，要求取消相关管理措施。而事实上，尽管我国汽车工业的主要市场还在国内，但各国汽车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已成为全球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部带队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据理力争，但DSB未采纳我方申辩意见，而通过了欧盟等的诉讼。最终迫使我国停止执行产业政策中有关章节的四项条款。

李万里回忆，这是我国汽车产业全球化进程中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对簿公堂，是他作为当时的“被告”和我国汽车产业政策制定参与者和执行监管者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中国汽车产业在熟悉新环境、适应新规则，我们管理者也需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这些新变化，合理协调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李万里表示，“我们在面对新挑战的正面博弈中，增长见识、凝聚智慧，得到力量，开始走向成熟。”

李万里认为，在我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汽车一直充当着“马前卒”的角色，无论是加入WTO之初还是今天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汽车产业及企业的小诉求要服从国家的大诉求。要调整心态，全身投入，抓住机遇，砥砺前行。这也是对管理部门（者）提出的更高要求。

“中国汽车人”推进自主创新 助力汽车工业在开放中茁壮成长

我国汽车工业初期的发展涌现出很多重要的人物，他们起着重要的作用，杰出的管理者更是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汽车产业40年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倚重于勇于拼搏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庆幸有一批有历史担当的行业领导者。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遇到了两位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有着关键贡献的行业领导——吕福源和何春阳。”李万里认为，这两位曾经的汽车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者为我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技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认为吕福源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汽总公司’）工作时开启了自主开发的国家行动、凝聚了轿车在中国也可以进入家庭的共识，培育出具有历史担当的汽车产业管理队伍，这三个方面的贡献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李万里说。

李万里回忆，吕福源在中汽总公司时期身体力行推动自主创新。最初是组织行业自主开发设计车身，在重点企业建立以五轴铣床为关键设备的研发中心；然后推动组建“联合电子公司”，以中外合资方式开发汽油发动机电子喷射控制系统。“此举为全国陆续实施国一、国二、国三排放标准立下汗马功劳。”李万里称。吕福源1997年提出独立或与设计公司共同开发整车技术、ABS和安全气囊；最早在国内宣传虚拟设计技术，进而对震动和噪声（NVH）开展深入研究，为实现本土汽车企业从仿制到整体正向开发艰难探索。

轿车要不要进入家庭，在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早期存在很大争议。为配合1994年《汽车产业政策》发布实施，吕福源倡议并积极推动在国内外研讨调研和交流活动，在1994年~1996年期间连续举办了三次国际研讨及展示会（PSE），凝聚了轿车在中国也可以进入家庭的共识。

“记得当时吕部长提出‘不仅要业务精，还要视野广’，要求我们开始更加关注研究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内外贸易、产业生产力布局、相关工业发展、报废回收、再制造、规范汽车出口秩序等领域的政策和具体实施，并且开始熟悉国际多边和双边交流机制的运作，协调各有关部委治下的相关领域。汽车司的视野逐步从微观到宏观，从只专注汽车行业管理到注意研究产业链全过程，管理部门得到了成长。”李万里告诉记者，“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在吕部长身边工作的5年，胸中升起熊熊烈火，深切感悟到自己也是为这一伟大事业拼搏献身的一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专用汽车只是商用车的延伸产品，充其量只是改装车的概念。以地方国营体制为主的专用汽车小厂，零星散布在武汉、江苏、四川等地。当时俗称‘老八厂’，其中，汉阳特种汽车厂的规模最大。”李万里回忆，时任汽车总公司科技管理部负责人的何春阳依靠汉阳特种汽车厂和厂办的“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组织行业活动、编写行业标准、出版刊物，并于1985年举办了首届专用车展览会。“以此为契机，专用汽车的大旗在中国汽车产业高高竖起，经过几十年努力雏形可见，且日臻完美。”李万里表示，如今初具规模的专用车企业有中集、三一和中联重科、广东永强等，在湖北随州、山东梁山等区域也有不少企业已形成集聚效应。

李万里认为，何春阳领导下的“6450”（总长在4500mm的乘用车）是留给中国客车产业最大的财富之一。“经过多年积累，我国乘用车和各类客车产品系列不仅在相关产品领域有了一定的技术实力，而且形成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和企业领导者，魏建军、安进、赵航、廉玉波等人都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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