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威马汽车的规划,今年9月底,其旗下首款产品EX5将开始进行大规模交付,并于2019年冲击10万辆的交付目标。9月已至,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暂且不谈,摆在更多造车新势力面前的,不只是量产和怎么活下去的问题,还有能否“生出来”的问题——造车准入资质成为造车新势力难以迈过的一道坎。
今年8月,工信部发布第311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截至目前,只有奇瑞新能源、云度新能源、江铃新能源、知豆、长江汽车、前途汽车和合众新能源等8家企业通过发改委和工信部的“双认证”而正式获得造车资质。造车新势力层出不穷,拿到资质的却寥寥数家,造车资质为什么这么难拿?没拿到造车资质的车企又该如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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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目前中国造车新势力已突破60家,仅有15家通过了发改委的项目核准,其中只有8家通过了工信部的审核,大部分车企被挡在资质门外。
“汽车产业有很强的外部性,一直是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监管的重点,为防止盲目投资,一哄而上,也为了扶优扶强,国家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指出。
所谓的“门槛”,包括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发布的《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要求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需在中国境内注册,具备与项目投资相适应的自有资金规模和融资能力、具有整车试制能力且自行试制同一型式的纯电动乘用车样车数量不少于15辆等。
满足上述条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能否拿到工信部资质主要依据是《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具备生产新能源汽车产品所必需的设计开发能力、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售后服务及产品安全保障能力,符合《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
“资质管理在中国一直是热点话题,也是被很多人所诟病的管理方式,因为资质管理是事前的严格管理,很多人认为门槛太高。”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洪一针见血地对记者指出了中国造车“准入门槛”偏高的情况。他认为,创新企业刚开始不是马上就发展起来的。吉利和奇瑞一开始也曾遇到过资质问题,如果一开始就因资质问题被限制在门外,中国今天可能就会损失两个优秀的自主品牌。
对于已经有传统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如上汽、比亚迪等,只需要借助母公司的资质,额外申请新能源准入的资格就可以造新能源汽车。但是蔚来、小鹏等新进入者取得资质要难得多。
据了解,造车新势力取得资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与有资质的车企合作代工生产,收购有资质的企业来获得资质,以及自己独立申请资质。蔚来、小鹏、拜腾等走的是第一条路,分别与江淮、海马、一汽合作。威马、电咖走的是第二条路,威马入主中顺汽车,电咖收购西虎汽车,也都拿到了新能源SUV的生产资质。而独立申请资质被认为是从长远来看最理想的一条路,但花费的周期也相对要长。
正道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建国曾对媒体表示:“对于生产牌照我们一直有规划,包括自己申请以及在跟三家以上有资质的企业合作,通过合作的方式加速整个过程。”正道汽车量产的时间则定在了2020年,然而它能否在量产前拿到资质还是未知数。
除独立申请外,为了尽快拿到造车资质,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建厂生产还是代工?
“车企自己生产还是代工,主要看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权衡。从生产成本上看,自己建厂投资较高,新企业资金容易紧张,而代工要在生产过程中协调各种问题,还要冒着和代工厂合作不顺畅、生产不合格带来的风险。”纪雪洪分析指出。他认为,车企自主建厂和寻求代工各有优劣势,是根据融资能力和整车厂合作安排来确定的,不能一概而论。大多数企业在资质比较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还是试图以代工方式为主。
“但是如果车企既拿不到资质也得不到代工机会,企业的生存就会很艰难,而且不可持续发展。”纪雪洪指出了当前大多数造车新势力面临的潜在危机。
“市场推动下的产业创新发展之路大多要经历‘一哄而上’‘大浪淘沙’‘脱颖而出’这‘三部曲’。”陈清泰曾总结道。而目前大多数“一哄而上”的造车新势力被挡在了资质门外,难以参与到接下来的充分竞争。
对新的进入者是否应该施行非常严格的管制,是否允许他们试错和参与“搅局”?不同于燃油车,电动汽车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此时是否还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设施上,采取“重资产”的生产组织方式?
“新能源汽车行业如今有众多的造车新势力,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行业转型提供的创新机会。对于初创企业,即使有资质门槛,也应适当降低。大多数企业是投资人真金白银投进来,只要不是来圈钱的,是做实际产业的,我们还是应该鼓励创新。”纪雪洪表示。
深耕汽车行业十几年的新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王彦敏博士告诉记者,汽车产业目前已经开始从“白桦林时代”进入到了多样化的“热带雨林时代”。从高度的同质化,到出现各种各样的主体,只要想围绕汽车做创新,各种主体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具体到电动汽车行业,陈清泰认为,电动汽车是依靠政府创新驱动的新兴产业,投资主体已经多元化,自由进入是产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政府应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必要时进行风险提示,但不必过于限制。
纪雪洪建议,与事前严格准入不同,我们可以向西方国家借鉴经验,在事后管理、安全、环保等方面进行严格管控,例如对违规车企进行重罚。
来源:中国能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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