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第一电动网发表了同济大学汽车学院硕士研究生沈纪余“如何运用“第一性原理”判断未来全球汽车工业发展前景？（上）”的文章，今天，我们将其下篇发表，以飨读者。

1. 引言

2. 最基本的物理概念——“能量”与“信息”

3. 传统汽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4. 汽车工业与硅谷高科技产业在“商业模式”上的不同

5. 传统汽车企业与硅谷及其高科技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不同

1836年4月4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考者之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2.12 ~ 1882.4.19)乘坐小猎犬号(the Beagle)进行环球考察。他在路过吉林群岛(Keeling Islands)时，发现附近海域珊瑚礁(Coral Reef)中有成千上万的生物生存于其中，他感到非常奇怪。这一现象就是著名的“达尔文悖论”(Darwin's Paradox，1836)——在营养极少的水域中却生存着大量的生物，其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数量却多得惊人。珊瑚礁仅占地球表面积的1/1000，但是进1/4的海洋生命物种都生长在珊瑚礁边。

当今世界复杂科学(Complex Science)研究重镇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1984)曾经对人类修建的超级有机体城市做过研究。研究发现，各种与创造性相关的活动，包括专利发明、研发预算、“高创新性”职业、发明创造等，都遵循着一条“幂指数定律”，即如果一座城市比另一座城市大9倍，则这座城市的创意能量会高出16倍而不是9倍；而如果一座国际化大城市的规模是一个小镇的50倍时，它的创意能量约是小镇的130倍。这条定律表明，当城市的规模增大时，它并不只是一个放大版的小镇，而是会发生非线性变化，会产生更多新的创意，即具有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的特点。

经过科学界持续150多年的研究，主要是由于复杂科学在近几十年的兴起， “达尔文悖论”最终的解释是：珊瑚礁由于其“分享”(Share)的方式，即生活在礁石的生物学会了“合作”(Collaboration)的方式——珊瑚(Coral)、虫黄藻(Zooxanthella)和鹦鹉鱼(Amphilophus)借助并重新使用彼此的产品——才打开了如此之多的创新可能性大门，依靠有限的资源养活了如此多的生物。

而城市之所以能实现创新能量的井喷，原因在于城市缔造了可以将大部分有价值的资源强制连接并混合起来的环境，即可以实现信息在最大程度上的流通与能量(物质)的最小程度上的浪费。例如，不同观念的碰撞、突现、重组；新企业在早先主人遗弃的壳内发现了家；非正式的枢纽，如存在于城市的各类亚文化，允许相互借用不同的规则和思维方式。

类似于城市中不同领域的人群扎堆，如果一大批高科技企业扎堆在一个地方，那么这里所爆发出的创新能量是震古烁今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The Bay Area)的硅谷(Silicon Valley)与以色列谷理工(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IT)周围的科技园区(Israel Valley)。如同珊瑚礁和超级城市能够通过不同领域的跨界交流与分享，迸发出令人赞叹的创新能量，硅谷高科技企业扎堆在一起可促进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同功能类型企业之间的技术互补，与此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也可以实现高效的创新活动。而“创新”正是硅谷高科技企业的历史使命、生存之道以及其自身存在的意义——硅谷的企业是生而为创新的，都有一种“不创新，毋宁死”的气质！限于文章主题，在本文中将只讨论硅谷，具体将在第6小节中展开。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心理学家凯文ž邓巴(Kevin Dunbar)曾研究过科学家在工作中的创新的形成模式。他发现，好的创意集中地发生在一个实验室中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坐在同一张会议桌时，大家各抒己见地进行讨论，共同分析和解决问题。实验室创造出了一种良好的整体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新的信息可以进行组合，一个项目的信息也可以“外溢”为其他项目组的研究人员所用；一个讨论者的理论分析，可以作为另一个研究进行下一组理论分析的依据之一，而这正是硅谷企业的日常管理与运作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Microsoft与Google两家IT明星科技巨头中。

【注：虽然Microsoft总部地点不位于硅谷，但其作为高科技企业的组织架构与硅谷企业是相近的】

1) Microsoft著名的99号大楼

这是由Microsoft设计师马尔科姆ž格拉德维尔(Martha Clarkson)与Microsoft内部爱搞小发明的研发部门的同事，以及一些具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的同事一起合作完成的。99号楼最初的设计思路是：建造一个办公楼，让它可以更具不同的研究需要和研究灵感，而对建筑物进行重组和变形，以便提供最合适的工作环境。建筑内部的各个办公区域是由一些特殊的墙围成的。这些墙可以根据员工的工作需要进行移动，并重组成新的办公区域。

在较大的“情景工作室”(Situation Rooms)里，一般是一些重大的项目的团队在工作。在这种工作室里，有一些较为私密的工作站、会议桌和沙发。大部分墙都是可以任意涂写、擦拭的，这样如果员工去洗手间突然想到一个创意，就可以马上在墙体上写下来，以便其他同事看到。取代茶水间的是一些开放的“交流站”(Mixer Stations)，在这些地方，员工们可以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想法或者聊聊天。

图5.1 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Microsoft总部

这幢建筑物的空间设计人为地构建起一种“心流”(Flow)，此概念来自著名心理学家米哈里ž西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1934.9.29 ~ )的“心流”理论(Theory of Flow)，它描述了当人脑中想出好创意时，大脑内必须具备的一种流动状态。这种“心流”的生成源于一种类似于“液态网络”的情态，它既不像气体分子那么杂乱无章，又不像固体原子那么受到严格限制，这种“液态网络”来自于由不同的“情景工作室”和“交流站”工作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们，在大脑中进行有效思考并通过集体连接而形成。

科学家斯图尔特ž考夫曼(Stuart Kauffman，1939.9.28 ~)曾提出“相邻可能”(Adjacent Possible)的概念，用以刻画事物变化与创新的有限性和可能性。类似99号楼的这种新的设计增加了创新性思想产生的“相邻可能”，因为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人们的思想可以自由流动，相互碰撞的概率更大。不难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各种好的创意将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接着一个“生长”出来。

2) Google的“20%创新时间”企业管理条例

除了拥有类似于微软99号楼的这种益于创新灵感产生的组织文化与办公环境设计，Google还给予工程师们充分孕育灵感所必要的时间和空间，Google这个项目的正式名称是“空间创新”(Innovation Time Off)。根据该条例，Google所有的工程师都是项目的参与者，如果他每天为了公司的研究项目工作了4个小时，那么他便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热情，自由安排1个小时去研究其他“兴趣项目”。这个项目的唯一规定是，每位参与者都要向自己的上级主管针对项目进展作报告，但是报告可以是非正式的。例如，AdSense，Google News，Orkut，Gmail等，都来自于“20%创新时间”项目。

图5.2 位于加州硅谷的Google总部

而现在运行中的Google X-Lab的目标是建造10年后能产生巨大效益的未来产品。X-Lab的总负责人阿斯特罗ž泰勒(Astro Teller，1970.5.29)博士承认X-Lab的运作本身就一个实验：研发的失败率高，投入风险巨大，解决问题必须横跨各个科技领域，毫无约束的脱离母公司的营业范畴。X-Lab中正在孕育的项目，如Google Glass(可穿戴设备)、Google Self-driving Car(无人驾驶汽车)、Project Loon(高空WiFi气球)、Project Wing(用无人机运送货品)、Google Contact Lens(血糖测试隐形眼镜)、Life Sciences Division of Google X-Lab(如健康人类基因图谱)等，在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看来，都是有潜力在未来十年中创造出价值万亿美元以上市场(Trillion Dollar Market)的关键核心技术，如图5.4所示。

图5.3 麦肯锡预测的2025年价值万亿美元的技术领域

纵观科技史，还没有个人或者企业以这种方式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源去研发他们在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Google现在CEO的职位已由职业经理人埃里克ž施密特(Eric Schmidt，1955.4.27 ~ )于2010年4月交给了Google创始人拉里ž佩奇(Larry Page)，与Tesla创始人Musk一样，Page也是天才设计师与工程师，他是Google核心技术PageRank算法的设计者，美国工程院院士。他们两人都极具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且两人都是自我实现的人，相信“未来属于创造它的人！”(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Create It!)。资金充足、精英汇集的Google在Page的领导下，过去5年的企业创新能力发生了井喷式的成长，且必将继续保持技术和创新能力上的优势。

“什么样的环境，更利于创意出现呢？”一个简单却深刻的答案是：“当一种环境能更加方便去接触和开发相邻可能时，这种环境就具备了最大的创新潜力。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能更多、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可用零部件，不管是机械性的还是概念性的。并且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得到更多的鼓励以及各种方式组合和利用那些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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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Apple之类的硅谷高科技公司的企业基因中，必然包含着“永不停歇地在各方面进行颠覆与创新”这一项，因为与汽车工业不同，几乎没有一项技术能在信息产业处于统治地位达到10年以上而不会被新技术替代。所以，它们都养成了“要存活下来，必须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推出新的、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价值观，我想这也是Google设立Google X-Lab的初衷。

与之相反，传统车企的等级结构非常森严，完全不像硅谷科技企业的扁平化结构，由此导致信息流通不顺畅，员工工作时可能会感到创新热情受到打压，办公室政治使得人人自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所以，基本不用奢谈勇敢地、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思考如何创新了。

传统车企对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的资金投入、科学管理、研发效率等指标和硅谷的企业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且其产品的种类很单一，无法形成协同效应，且常常受困于自身的“企业基因”而无法通过转型来应对世界和产业格局的变化。

例如，通用汽车公司(GM)曾经在电子和航空领域一度有过比较成功的经历，但是它在上世纪80~90年代转型失败，其根源在于其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它一直认为自己是家汽车公司，一定要以汽车公司为主。所以，它不断出售赚钱的电子部门，用获得的现金来补贴它毫无翻身希望的汽车制造，这无异于自毁长城，丧失历史机遇。1997年，GM彻底放弃了自己在电子与航天领域的产业，将旗下的休斯公司(Hughes Aircraft)的国防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和雷达技术部门，卖给了军工复合体雷神公司(Raytheon)；2000年，又将卫星制造业务卖给了波音公司；2003年，将休斯剩余的部门，包括最大的业务DirectTV卫星电视贱卖给了默多克(Keith Murdoch，1931.3.11 ~ )的新闻集团(News Corp)。

由此可见“企业基因”对一家企业的巨大影响力。2008年金融危机前通用汽车的市值只有不到60亿美元，2009年，通用汽车终于因经营不善宣布破产，由美国政府变相接管。美国人向来很乐观，但是在2008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中部、南部等大部分地区的人已经失去了保持了20多年的乐观感，而硅谷人的情绪似乎没有其被影响。硅谷有和美国不同步的喜怒哀乐，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系统、科技和人才在创造和定义未来，换句话说，未来是在硅谷人手里的，所以少有人对未来抱有悲观看法的硅谷人。这或许也是奥巴马(Barack Obama，1961.8.4 ~ )上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就前往硅谷的原因，他需要与硅谷高科技企业的领袖们商讨如何使美国尽快摆脱国家困局。

图5.4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约见硅谷各界领袖

2011年，奥巴马再次约见硅谷科技领袖，如图5.4所示，在座的有如Stanford校长、计算机科学家约翰ž亨尼西(John Hennessey，1952.9.22 ~ )这样的科技界泰斗，加州首富、Oracle创始人的拉里ž埃里森(Larry Ellison，1944.8.17. ~ )、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Apple的创始人Steve Jobs、Cisco总裁兼CEO约翰ž钱伯斯(John Chambers，1949.8.23 ~ )与生物制药公司基因泰克(Genetech)董事会主席兼CEO亚瑟ž莱文森(Arthur Levinson，1950.3.31 ~ )这样的工业界领袖，明星科技企业Google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这样的硅谷中流砥柱，硅谷新贵Facebook创始人马克ž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1984.5.14 ~ )这样的青年才俊，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ers，KPCB)合伙人约翰ž多尔(John Doerr，1951.6.29 ~ )这样硅谷繁荣背后的幕后英雄等。

硅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能够长盛不衰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怀揣着梦想年轻人去那里开拓事业，其原因究竟何在？这将是是下面一小节将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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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硅谷与硅谷精神

加利福尼亚州(State of California)是美国所有联邦州中最富有的，全州的经济总量接近巴西整个国家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达到2.2万亿美元以上，超过俄罗斯，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因为它北有硅谷(Silicon Valley)，南有好莱坞(Hollywood)。硅谷毫无疑问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世界科技之都，世界高科技企业的摇篮。虽然它的面积不到美国整个国家领土的千分之一、人口不到400万，每年却能够创造大约8000亿美元的财富。

硅谷可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能够长盛不衰，在我看来，除了历史机遇，还和硅谷的人、文化与制度有极大关系。

1) 多元种族与文化

由于大航海(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y)、淘金热(The Gold Rush)以及二战(World War II)等历史大事件的原因，加州与硅谷地区聚集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的移民。由于来硅谷的寻求机会的人中有钱人非常少，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谋求美好生活的，因此大家必须学会自律与宽容以避免种族间冲突，把精力花在寻求共赢与合作上，久而久之形成了硅谷尊崇多元文化的基本共识。

图6.1展示的是硅谷当下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可以说，如同美国整个国家得益于来自全世界不同文化种族的移民，硅谷的很多公司的成功亦得益于这些移民们——其中华裔和印度裔居多，他们都是原来国家最顶尖的人才——所塑造的多元文化：亚裔的勤奋刻苦、德裔的严谨精神、西班牙裔的吃苦耐劳、犹太裔的睿智精明，以及美国狂野的西部流传下来的横枪跃马、勇者无畏的冒险精神，这些都是硅谷高科技企业寻求成功不可或缺的企业品质。

2011年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Policy)对创业公司的调查表明：在美国半数被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是移民参与创建的。例如，Google的创始人之一Sergey Brin就是俄国移民；来自匈牙利的安迪ž葛洛夫(Andrew Grove，1936.9.2 ~ )则联合创建了Intel；巴西籍的迈克ž克里格(Mike Krieger，1986.3.4 ~ )在2004年搬到加州后联合创建了图片分享APP—— Instagram；爱尔兰的兄弟帕特里克ž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1988.9.9 ~ )和约翰ž科里森(John Collison，1990 ~ )创建了和PayPal相抗衡的Stripe；土耳其的艾伦ž巴利(Eren Bali)和奥克塔伊ž卡尔加里(Oktay Calgary)参与创建了旨在颠覆大学教育的在线教育网站Udemy。

图6.1 硅谷高科技企业分布图

2) 机会均等与宽容失败

在硅谷，“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不再是夸夸其谈，Larry Page、Mark Zuckerberg、Elon Musk等科技英雄名扬天下的时候，都不到30岁。硅谷也是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地方，创立硅谷科技企业的英雄豪杰都是白手起家，草根出身。在硅谷，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想着，怎么以最小的资源获取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力。个人的力量也许很小，但你可以尽量把它放大。Intel、Yahoo!、Google、Apple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最开始都是一两个人立志改变世界，但现在都具备了影响了全世界的能力。

硅谷拥有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两所拥有顶尖专业的数量最多的世界超一流大学，云集了上百名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和香农奖得主和成百上千的美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虽然随处可见权威，但硅谷从不迷信权威，也不太看重学历和资历，任何人想要在硅谷获得尊重和荣誉，都要有一种“老子有天才，老子能奋斗”的劲头，都要有强烈的成功欲望和饥渴感，都要有足够多的专业知识、技能与创新性想法，且必须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一些像样的工作来。在制度上，硅谷保证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保证新的人、新的企业能够后浪推前浪似的崛起，真正实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虽然事实常常是——真正的创新，其失败率是极高的，在中国，失败或许意味着倾家荡产，众叛亲离，落井下石和无尽的鄙视嘲笑。但硅谷这里的文化允许你失败，而且是有尊严的失败。正如红杉资本创始人唐ž瓦伦丁(Don Valentine，1932.6. 26)所说：“硅谷有一种心态，在这里，你不必因为失败而背负污名。”(Silicon

valley has a state of mind where you don’t have the stigma of failure.)硅谷对失败非常宽容，甚至是尊重。失败的创业者，意味着有经验，投资者甚至会更青睐他们。

3) 拒绝平庸与尊重创新

加州一直是狂野的西部，梦想家的乐园。来到这里的人，血液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冒险的基因，不可救药的乐观。在硅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氛围：在这里敢想敢做的人不仅不会被标为“疯子”，反而越离谱，越会激发其他硅谷人的肾上腺素。在硅谷，你收到的信息是：要有野心，在宇宙中留下一个印迹。

“野心”在汉语语系中里不是一个褒义词，我们讲究中庸。但是在硅谷，野心不仅仅褒义，而且已经变成硅谷人的标配。在硅谷，要紧的不是你是否是富二代，而是你的野心有多大，你要改变多少人的未来。用Y Combinator创始人、硅谷教父保罗ž格雷厄姆(Paul Graham，1964.11.13 ~)的话来说：“如果你继承了10亿美元资产，在纽约你会得到很多关注。但是在硅谷，可怜的是，除了几个房产中介外，没人会搭理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疯狂的改变世界的梦，在纽约，十之八九觉得你痴人妄想，浪费时间。但是在硅谷，你找对了地方。”

拒绝平庸不仅体现在每个人都梦想着靠艰苦奋斗和卓越创新来改变世界，也体现在整个行业内的各个企业都会优先选择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上不断创新，而不仅仅是跟在别人后面模仿，更不要说是抄袭与恶性竞争。“创新”是硅谷的灵魂，对硅谷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企业来说，模仿是可耻的，以至于大企业不好意思去以大欺小、初创小企业不好意思去找投资人融资。所以，大企业对待这些由小企业发明的新技术，一般的态度是收购，因为它们自己也是由初创企业白手起家的，同时在它们眼中，时间比金钱更重要。正如百度(Baidu)创始人李彦宏(1968.11.17 ~ )所说的：“互联网企业离破产永远只有30天”。

所以，类似于Google，Facebook这样的科技巨头会及时收购与自身企业特点耦合的小企业，具体的收购案例有：Facebook收购Whatsapp、Instagram等，Google收购Android、YouTube等。因为前者符合Facebook“通信”的企业基因，可实现移动互联网下的即时通信；后者符合Google 的“信息”的企业基因，帮助收集并处理移动互联网大背景下的互联网上的各类信息以及互联网上的视频信息。

4)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创始人、加州铁路大王利兰ž斯坦福(Leland Stanford，1824.3.9 ~1893.6.21)为了缅怀独子小利兰ž斯坦福早夭，出资40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亿美元)和8180公顷的牧场土地，用于兴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以使加州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这里免费接受教育。他在校训中写道：“为培养学生的个人成功和人生的直接有用性，为人类与文明促进公共福利，教授法律规制下的自由，灌输爱以及对于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尊重。”体现了务实而又不失理想主义的作风。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学科门类最齐全且各学科都不平庸的世界最顶级大学——站在胡佛塔俯视Stanford校园全景：以文理学院为核心，往西是工学院，往南是环境学院，往东是教育学院、法学院。西北是医学院，东北方向是体育学院。工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齐名，法学院可以与耶鲁(Yale University)比肩，商学院的排名甚至高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医学院同样不弱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和哈佛。

美国东部的大学尊崇欧洲大学的传统，认为大学是象牙塔，不应该掺和与赚钱相关的事情，认为经商或创办公司有悖于学术独立、自由思想。而“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ž特曼(Frederick

Terman，1900. 6.7 ~ 1982.12.19)则认为，赚钱是好事，在硅谷最早上市的三家科技公司，他都担任了董事局的席位。他鼓励教授和学生不仅要在斯坦福进行学术研究，更要将学术成果直接转化为商业产品，以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50年后，斯坦福大学迎来了另一位“硅谷教父”——现任校长约翰ž亨尼西(John Hennessey，1952.9.22 ~ )。1998年Larry Page和Sergey Brin向亨尼西演示他们的搜索引擎，这位校长于是成为Google的股东，他在2002年加入Cisco董事会，2004年加入Google董事会。Stanford的技术授权部门曾给各类创业公司颁发过8000份技术授权，学校公共关系部门称，至少有5000家公司，追根溯源，其创业者是Stanford的老师或学生，其中包括HP、Yahoo!、Cisco、eBay、Netflix、Electronic Arts，Intuit、LinkedIn等。风投之王约翰ž多尔把Stanford比喻成“创业者的胚胎”：“我不能想象没有斯坦福的硅谷是什么样子。”

在一次对学生的讲座中，亨尼西校长直言：“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斯坦福并没有什么遗产或传统需要精心呵护，人们要尝试新鲜事物，斯坦福要敢为人先。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学校和商业要建立一个无边界的社区，带着‘改变世界’的良好愿望去赚钱，这是创业的原动力。”

亨尼西强调，他的教育理念本质上基于对“跨学科”的坚持——工程、商业、医药、科学、设计等学院鼓励学生选修各个门类的课程，解决实际问题，其目的是让学生成为“T型人才”——“我们要求学生不只是成功，而是拥有丰盛的人生；不只是有用，而是富有创造性和责任感。”

【注：T型人才，指在深厚的专业知识的根基之上，再加上一系列对学生们未来事业可能至关重要的“软技能”——如创造力、创业精神、批判性思考、商业分析、建立并管理团队，使得文科专业学生掌握科学与工程研究的方法论，而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则要具备传播、历史和人类学的知识，以及有效表达信息的能力。】

除了斯坦福大学领导层的意志，其各职能部门无疑在扶持学生创业方面落实得非常好，它对创业的教授和学生的直接帮助就是搭建他们和工业界的桥梁。Stanford专门有一个办公司帮助想创业的在校学生和在硅谷的成功校友，或者和与Stanford有来往企业家、投资家建立联系，寻求投资。Google的创始人Larry

Page与Sergey Brin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第一笔投资的。可以这么说，如果Page和Brin不是Stanford的博士生而是其他大学的，Google就可能不会存在了。

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风险投资论坛——斯坦福企业家之角(Stanford Entrepreneurship Corner)，它是由工业界和著名大学教授轮流主讲的论坛。通过这种方式，师生就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级的投资人和工业领袖，这不仅使得大家有机会找到投资渠道，更可以从著名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哪里得到创业上的指导，使创业的境界得到很大的提高。

斯坦福大学鼓励创业的另一项具体措施是对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宽容。Cisco创始人的发明“多协议路由器”完全是与工作相关的职务发明，而在很多大学和实验室，专利所有者，即雇主，严禁个人利用职务发明来创办公司。Stanford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开明，只要大家坦诚地协商好将来利益的分配看，它甚至鼓励自己的学生和教授利用职务之便创业，但Stanford索要的股权一般都少得可怜，例如Stanford只占Google IPO时0.7%的股份。就如同低税率可以刺激经济一样，从长远来看这种Stanford少占股份的做法是双赢的，因为它一方面可以鼓励创业，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创业成功的人都非常慷慨地给予Stanford巨额的捐助，作为对母校的感激。学校帮助自己的学生成功，然后学生再回报母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正反馈回路。

【注：在亨尼西任校长的12年里，斯坦福接受的捐赠达到170亿美元，在过去的7年中，斯坦福得到的捐赠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

5) 风险投资与鼓励叛变

与欧洲和日本不同的是，美国与以色列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最先进的风险投资系统，斯坦福大学校园西边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是风险资本扎堆的地方，拥有数额巨大的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VC)，号称“西部华尔街”，吸收了全世界28%的风险资本。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风投界双子星座——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和凯鹏华盈(KPCB)。作为斯坦福的学生，在大学两英里以内，随时可以找到风险投资公司为你服务，这绝对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注：日本有一家著名的VC，即软银(Softbank)，投资过阿里巴巴(Alibaba)和雅虎日本、而欧洲几乎没有风投组织，多为家族型企业】

关于风险资本的作用，Don Valentine和John Doerr给了很好的解释。Valentine说，他在仙童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和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任职时，仔细观察了工程师们所做的事情，他发现工程师们总是有无限创造力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限制这些工程师，你不用担心创新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会去尝试新的东西。但是，对大多数工程师来讲，要将创造力装换成商业上的成功，他们缺乏两样东西：一是资金，二是放弃目前高收入高福利的工作的动力。因此，Valentine等人就需要创造一个体系，让这些工程师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想法，同时有足够的诱惑让他们跳出来“单干”。Doerr讲，我们需要让他们“合法地暴富起来”，不是一般的富有，而是迅速暴富。

Valentine和Doerr等人就在做这件事，他们实际上是鼓励员工的背叛行为，而且为“长了反骨”的员工行为保密。这种背叛的行为，对原公司无疑是损失，但是却让硅谷在整体上受益。像诺伊斯(Robert Noyce，1927.12.12 ~ 1990.6.3)这样的人如果不离开仙童公司，就不会有今天的Intel公司。因此，风险投资人其实是不断地在挖大公司的墙角，用其中最好的砖石来搭建更新更好的大厦。事实上，他们也是一群背叛了自己原有职业的人。

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留下了一批互联网时代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早期员工和创始人成为硅谷的新贵，如本文开头提到的“贝宝黑帮”成员Peter Thiel、Chad Hurley、陈士骏，Twitter创始人伊万ž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1972.3.31 ~ )等。他们既有钱，又懂技术，成为了当今活跃的风险和天使投资人，对硅谷的继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些人不仅目光敏锐，而且有过去成功创业或者在那些明星公司工作的经验，因此他们可以在做风险投资的同时，还有能力对创业者进行辅导，大大提高了这些创业者成功的概率。

这里最著名的是计算机科学家、作家保罗ž格雷厄姆(Paul Graham，1964.11.13~)创办的YC创投公司(Y Combinator)，它聚集了硅谷很多有经验的创业者、法务财务专家和公司里的资深人士，对旗下的小公司进行全方位的辅导，因此投资的成功率比其他的早期风险投资要高不少。想赢得YC的投资有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团队成员住在其他地方的话，就必须全部搬到硅谷住上三个月，冬季学期为1~3月，夏季学期为6~8月。在这三个月里，他们要钻研产品、向Graham及其他YC合伙人讨教经验，并且每周都会和受邀的演讲人共进午餐。

像YC创投这样的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有很多，它们也都会要求被投资团队将住所搬到硅谷来，这无形之中巩固了硅谷硅谷作为“世界科技中心”无法撼动的地位。它们的背后大多有一些大企业的高管和成功企业家在参与。这些资深人士亲自挑选有前途、愿意创业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他们深知自己的企业需要什么技术、而由于种种原因，不适合在公司里开发，他们就让自己培养的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做，给予投资和指导，如果达到了预期，就由企业出面收购进来。

小结本节内容，硅谷好的一面是，一旦有了钱的动机做基础，创业者就不必太管它了，而只要把自己“拒绝平庸”的干劲全身心地投入“改变世界”的脚踏实地中。因为创业者有一种信任感，只要他真的做一些革命性的、改变世界运行范式的事情，VC的钱一定就在那里，而且多到无法想象，且大企业也只会收购不会以大欺小。此外，斯坦福大学宽松的管理环境与门类齐全的学科设置，也有助于创业者们打造互补型的创业团队，即文章开头所提到的 “科技+商业+心理学”3大创业成功的核心元素。在当下的硅谷，创业不再是一件难事，创业者只需做好以下工作即可：挖掘出启发大公司的秘密——想出真正有创新(而不是抄袭)的点子，拥有过硬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去实现它。

【注：我的观点——创业团队(2~3人为最佳)必须覆盖“科技+商业+心理学”这3大核心元素才有更大的概率创业成功——可作如下理解：

l “科技”——要对物理和数学有深刻的认识，有专利可以作为技术壁垒，对一个产业实行技术型垂直垄断，可参考PageRank算法的例子；

l “商业”——要对技术商业化拥有敏锐的商业嗅觉，且能设计出可以提供稳定产品收益的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最好是现金奶牛，以实现盈利与研发再投入的良性循环，可参考Google与PayPal的例子；

“心理学”——有多方面含义，如创始人内心必须非常强大(可参考Tesla创始人Elon Musk)，对人的心理的操控能力(可参考LinkedIn创始人Reid Hoffman)，对审美的心理感知能力(可参考Apple创始人Steve Jobs)等。】

7. 产品协同论、共享经济与企业基因论

A. 产品协同论

“协同论”(Synergetics)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ž哈肯(Hermann Haken，1927.7.12 ~)于1971年首先提出，是本文第5小节中提到的复杂科学(Complex Science)的一大分支，该理论描述了以下自然现象——许多子系统相互之间联合作用，产生了原先在宏观尺度上不存在的结构和功能。

第5小节介绍了以Google为代表的硅谷高科技企业鼓励并给与各部门的工程师充分的时间去进行跨学科、无阻碍的充分交流与分享，产生了各自为战达不到的神奇效果。除了在公司内部实行这种管理策略，如果Google与Apple下定决心研发无人驾驶电动汽车，两家企业的原有产品与也将会与“无人车”这个产品之间产生不可估量的“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s)，极有可能会以指数式的增长速度来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而不得不提的是，这些价值都是缓解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面临业绩增长放缓压力的这两家企业寻求新增长点时所急切渴望的，未雨绸缪总是没有坏处的。

我个人猜测，具体的结合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类：

1)凭借汽车移动终端(iOS Operating System或Android Operating System)+移动互联网(Mobile Internet)+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结合，车载屏幕在未来完全有潜力和智能手机屏幕与平板电脑屏幕展开新一轮的争夺互联网入口的竞争，从而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主要移动终端之一；

【注：这也是阿里巴巴(Alibaba)与上汽乘用车公司(SAIC Motor)合作的根本原因，即夺回被微信(WeChat)占去的移动互联网份额。】

2)无人驾驶技术中必然会存在大量与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相关的技术。如果说互联网是上一个20年的科技大浪潮，诞生了Google、Facebook这样伟大的科技巨头，那么人工智能有很大可能将成为下一个20年的科技大浪潮。Google在2013年12月收购的替美国军方开发军用四足机器人的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企业宗旨是：Dedicated to the Science and Art of How Things Move)所储备的机器人技术也将会大有用武之地，甚至是大放异彩；

【注：这也是百度(Baidu)2014年将在校教育(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网站Coursera创始人、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SAIL)主任吴恩达(Andrew Ng)高薪聘为百度首席科学家以及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2015年两会上建议中国政府设立中国大脑计划的根本原因，即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将其应用在类似于无人驾驶电动汽车上的产品上。】

3)无人驾驶汽车行驶的时候可以利用Google Project Loon或Facebook Internet.org提供的覆盖全球的免费WiFi信号或5G移动互联网+Google Street View 提供的精准的道路信息+包括车对车通信(Vehicle to Vehicle Communication，V2V)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移动终端(Mobile Terminal，MT)+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等的技术组合，将使汽车工业的游戏规则和玩法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所有在地面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可将需要处理的数据通过移动互联网传输到云端(Cloud)，云端的几百万台服务器所拥有的强大到超乎想象的计算能力会使计算速度指数级地加快，再将计算结果返回给汽车，如此可对汽车实施实时且精确的控制。由此，在汽车工业由传统内燃机汽车向无人驾驶电动汽车转变的过程中，各类标定工作(Calibration)，特别是对内燃机脉谱图(Control Map of ECU)的标定，也先可以略去不做，大大节省了汽车的制造成本，因为控制信号可以直接由云端实时反馈到内燃机。

【注：最颠覆之处在于，这些技术的组合完全可以实现“汽车共享”，即不需要每个人都拥有汽车，可以通过Google或者Apple调度它们企业旗下的几百万辆无人电动车即可满足地球上所有人的日常出行需求——残疾人与老年人的出行障碍也将不复存在，大片被停车场占用的土地将会被解放出来用作公园，汽车工业的商业模式也将面目全非，传统车企将濒临大规模破产倒闭的威胁。个人认为，这也是乐视网(LeTV)积极进入汽车行业的根本原因，它所提出的乐视生态系统也大致是这个意思，即乐视汽车的重点并不在于汽车本身，而是其作为移动终端可以覆盖它的用户除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段，它则通过适用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如广告、电商、游戏，来赚取传统车企无法赚到的那些钱。】

4)由于Cloud Computing所具备的空前强大的计算能力，过度过程中的混合动力汽车(Hybrid Electric Vehicle，HEV)可采用较之前的能量控制策略，如基于规则的逻辑门限型控制策略(Rule-based Control Logic Threshold Switching Strategy)，更为复杂、计算量更大但效果更优越的控制算法，比如由美国数学家贝尔曼(Richard Bellman，1920.8. 26 ~ 1984.3.19)发明的动态规划法(Dynamic Programming，DP)，心理学家沃伦ž麦柯劳赫(McCulloch，1898.9.16 ~ 1969.9.24)和数理逻辑学家沃尔特ž皮茨(Walter Pitts，1923.4.23 ~ 1969.5.14)发明并由后继学者大大发展了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由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阿兰ž图灵(Alan Turing，1912.6.23 ~ 1954.6.7)提出并后继学者发展了的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等。

B. 共享经济

上文中提到的珊瑚礁其实是当下火热的“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在自然界的一个典型案例。海洋生态学家在研究珊瑚礁生态系统能量流动时，发现珊瑚礁进行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营养循环工作。珊瑚和虫黄藻之间有效地依赖彼此的废弃物：虫黄藻依靠光合作用捕获能量，输出氧气和糖分；珊瑚依赖氧气和糖分供自身生长，同时排出废弃物，如二氧化碳、硝酸盐和磷酸盐，又可以供虫黄藻生长。随着虫黄藻数量的增加，更广大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得以汲取营养、分享更多的太阳能。虫黄藻和珊瑚是神奇的邻居，迫切需要彼此的“垃圾”，因此每晚见面都交换“垃圾桶”。由此，上文中提到的“达尔文悖论”得到了解释：虫黄藻和珊瑚的“共生”关系增加了从光合作用中获得的总能量，如此数量众多而又密切相关的物种，例如还有珊瑚礁霰石内生活的海绵，有效地重复利用能源，创造了紧密的营养循环网，这意味着它们的栖息地可以事半功倍地扩大。创造如此惊人的水下城市的不是竞争，而是“创造性的紧密合作”！

这也是“共享经济”的核心思想——通过合理配置闲置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其最大的吸引力在于灵活性——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参与，并受益其中。它能让人们根据自己的日程来选择工作，而不是让工作来安排自己的日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工作越来越细分，朝九晚五工作制对许多工作来说并不必要，常常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而完全可以自主控制时间的自由职业者和创业者则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选择这样的职业。

人类之所以会对 “共享”、“合作”之类的行为有先天的倾向性，答案在伟大的达尔文的“演化论”(The Theory Of Evolution)的思想中。“分享”与“合作”这种利他行为几乎是刻写在人类的基因(Gene)与人类社会的“模因”(Meme)之中，很难更改。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NYU Stern)教授乔纳森ž海特(Jonathan Haidt，1963.10.19 ~ )在其著作《正义之心》中运用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思想解释了人类道德行为的起源，核心观点为“人类在90%的意义上是黑猩猩，10%是蜜蜂”，即人类的社会文化系统(模因)中，已经进化出类似于“共享意向”的心理表征。

【注：“黑猩猩”代表“利己”的行为方式，“蜜蜂”代表“利他”的行为方式】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中提出了“互联网+”概念，从本质上看，互联网其实就是给“分享”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实现途径，这类似于克劳德ž香农(Claude Shannon，1916.4.30 ~ 2001.2.26.)在其影响深远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设计的香农信息传输模型(Shanno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el)6要素中“信道”(Information Channel)的作用，如图7.1所示。

图7.1 香农信息传输模型

现在世界上比较有名的“互联网+”的例子有：

l Uber(互联网+汽车)：以移动应用程序连接乘客和司机，提供租车及实时共乘的服务，成立于2009年，目前估值为400亿美元，创始人兼 CEO特拉维斯ž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1976.8.6 ~ )被财富杂志(Fortune Magazine)评选为2014年全球40位40岁以下商界精英的并列冠军，第2名为Facebook创始人Zuckerberg；

l Airbnb(互联网+旅馆)：以网络连接旅游人士和家有空房出租的房主，可为用户提供各式各样的住宿信息，成立于2008年，估值为200亿美元，创始人兼 CEO布莱恩ž切斯基(Brian Chesky，1981.8.29)也被财富杂志评选为2014年全球40位40岁以下商界精英的并列冠军；

l Instacart(互联网+社区)：以移动应用程序连接同一小区住户，可相互之间提供购买日用品及送货上门服务，成立于2012年，估值为20亿美元；

l TaskRabbit(互联网+物业)：基于“邻居帮助邻居”的理念，可以在网上发帖注明自己需要邻居做的事情，如搬家、打扫卫生、修理家电等，以及愿意花的钱，成立于2008年，截至2012年已完成3轮融资共3750万美元，估值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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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提到的“企业基因论”，是由吴军博士在《浪潮之巅》一书中提出来的。吴博士在与李开复博士(Kai-Fu Lee，1961.12.3 ~ )及其他优秀的高管讨论过“为什么一家公司进入成熟期以后，很难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功？”之类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成功的大公司一定已经被优化得非常适应这个市场，它的文化、做事方式、商业模式、市场定位等已经甚至过分适应传统市场。这些使得该公司获得成功的内在因素会渐渐地、深深地植入该公司，可以讲是该公司的基因。当这家公司在海外发展分公司时，它首先会将这些基因带到新的地方，克隆出一个新的公司。微软在中国的分公司一定还是微软的风格，中国的Google一定继承了Google的文化。同时，他们又都像美国的公司，而不是日本公司。类似地，当这家公司开拓新领域时，它也会按照自己的基因克隆新的部门。遗憾的是，适应现有市场的基因未必适合一个新的市场。

一家公司还没有占到市场的50%，并且在高速发展是，它不会涉及转型的问题。一家非常成功的跨国企业需要转型时，都是在它的发展非常成熟以后，就好比人到了中年。这时，一家公司和一个人一样，改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它涉足一个过去他不熟悉的领域，就好比一个已经开始养尊处优的40岁的人重新走人课堂，去和一群20岁的年轻人在一起从头开始读书，学习起来没有负担的年轻人要难的多。更何况，年轻的公司没有退路只有向前进，而成熟的公司总有它传统的业务可以依赖，一旦遇到问题就可能退缩。

例如，IBM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将长期的服务捆绑到系统销售中，由此习惯于这种一劳永逸的商业模式和市场的IBM，很难习惯像推销家电一样辛辛苦苦地推销个人计算机，虽然其个人计算机IBM-PC曾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亿元美元以上的销售额且能盈利。在IBM公司内部，负责大型计算机业务和银行软件业务的部门销售额和盈利几乎在所有年头都占IBM的主要部分，这些部门在公司内部的发言权要比PC部门高得多。不要以为成功的跨国企业内部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大公司内部为了部门自己的利益也时常争得你死我活。如果IBM将重点转移到PC上，首先在公司内部就通不过。在对外竞争上，IBM早期的竞争对手康柏公司(Compaq)无退路可言，只好全力以赴去拼搏。而IBM在PC市场上每遇到一点挫折就退回来一点，发展顺利时就往前多前进一点，如此反反复复。直到2005年IBM彻底将PC业务卖给了联想公司(Lenovo)。

另一个例子是：微软的MSN部门十几年一直无法盈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微软的商业模式是以出售客户端软件为主，不适合Google那种以广告收入来提供免费服务的新的商业模式。而免费的服务与微软的商业模式相冲突，可以想象，如果微软把它的Office软件免费提供出去，它的业绩马上一落千丈。而在微软内部，MSN的发言权相比它的操作系统部门和办公软件部门的发言权要低得多。

类似地，在传统车企巨头的决策层中，作为既得利益方的保守派(油车部门)和着眼未来科技的改革派(无人电动车部门)，未来能否达成共识，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德国大众汽车的家族内部斗争一直没停过是事实。不过如前所述，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情形下，人是很难舍弃自己的利益、领导地位和舒适的当下生活而轻易地将主导权让位于他人使自己累死累活的。所以，传统车企巨头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所遇到的来自自身内部的阻力可想而知将会非常非常的大。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毕竟企业基因的影响是巨大的！

除非车企巨头们可以如海尔集团(Haier)总裁张瑞敏那样，下定“自杀重生，他杀淘汰”的决心，裁撤掉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减少人浮于事的办公室政治。与此同时，投入大笔的现金流，支持成百上千的类似于孵化器中的初创公司的研发创新工作。但现实的情况是，全世界各大车企的最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是由类似于Bosch、Denso、Continental之类的技术供应商来完成的，如汽油机与柴油机的整套控制系统、汽车电子稳定系统(Electronic Stability Program，ESP)、各类高性能传感器等，车企自身更注重于汽车车身制造、整车组装和质量控制。而供应商自身是不受车企控制的，两者的一切关系都基于商业合作，大家在一起有钱赚，它们的转型反而要比车企巨头要容易的多，企业前景也比较光明，给谁提供技术没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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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与Apple自己生产制造汽车的难度，也没有传统车企以及它们的媒体所鼓吹的那么大。例如，大众汽车(Volkswagen)集团CEO马丁ž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1947.5.27 ~ )就认为，“ IT企业在很多方面无法超越汽车，特别是在传统机械领域，而车企也早已经布局车联网和智能汽车，实力并不弱”。但是自从德国在70多年前亲手埋葬了康拉德ž楚泽(Konrad Zuse，1910.6.22 ~ 1995.12.19)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之后，就已经彻底丧失了对信息产业的洞察力和统治力。德国完全没有风险资本去支持大学生或工程师创业，以Bosch、Volkswagen、BMW和Benz为代表的大部分德国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百年老店，等级森严，死气沉沉，且时有内斗发生。而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汽车工业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此外，硅谷具备扶持创业的整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它孕育着颠覆传统、创造未来的力量。例如：

l 未来汽车制造中必将会大量采用制造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3D Printing Technology)。如图7.2~7.3所示，当下实验室层面的3D打印技术已经足以替换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的部分零部件，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的工程人员正通过利用增材制造技术制造首个全尺寸铜合金火箭发动机零件以节约成本，NASA空间技术任务部负责人表示，这是航空航天领域3D打印技术应用的新里程碑。相信未来汽车的大部分零部件也可以采用这种制造方式来实现。此外，制造机器人的大量运用除了可以使机器人流水线的运作更加高效之外，也可大大节省人力使用成本，如不会发生罢工、工伤等意外事故，与员工福利相关的经济负担也将不复存在，不必要的设备购置维护成本也可省下，无人流水线也可以完全做到年中无休的运作。

l 销售问题对于Google与Apple这种级别的科技公司而言，也不是大问题。前者的工业设计水准、后者的科技的独创性，相信会有许多新兴的消费者买单，而不仅仅是它们原来产品的粉丝。Google与Apple的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是传统车企们可以比的，毕竟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中Android与iOS系统、APP Store与Google Play、MacBook、Google搜索引擎、Google Maps、Google Earth、Google Scholar、YouTube视频网站等这些每天人们日常生活、学术活动正常进行所依赖的产品和服务都是这两家高科技企业提供的。

图7.2 3D打印的部分航空发动机零部件

图7.3 NASA 3D打印火箭发动机零件接受测试

图7.4 2015福布斯全球富豪榜Top 20

硅谷拥有世界上最利于创业的大学——斯坦福大学；最具洞察力的工业界领袖——如图7.4所示，2015福布斯富豪榜前20名中硅谷的英雄豪杰占了4位：第5的Oracle老板Larry Ellison，第16的Facebook创始人Mark Zuckerberg，第19和第20的Google的两位创始人Larry Page与Sergey Brin。IT领域还有Microsoft创始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第15位的Amazon创始人Jeff Bezos。其中，Zuckerberg才30岁，Page和Brin也只有41岁，还有请不要忘了现年44岁的野心勃勃的“钢铁侠”Elon Musk。他们四人都是白手起家，如今正值壮年、大权在握、年富力强、腰缠万贯，且对改变这个世界上瘾；最有创造力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硅谷聚集着几百位诺贝尔奖、图灵奖、香农奖得主和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以及数十万全世界最优秀的IT工程师；以及最充裕的风险资本和最有经验的风投公司——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上述所有外在内在条件足以让在传统车企眼中的不可能变得不过如此。

此外也请不要忘记，以Google与Apple这两家企业雄厚的财政实力，如Apple拥有约1800亿美金的可支配现金而Google约为前者的一半，且两家企业的股票都是极其值钱的，买下一家车企自己造车完全不在话下，如上文中提到的经营状况稀烂的通用汽车。

【注：按照2015年4月28日的美股行情，Apple的市值为7588.5亿美金，Google的市值为3845.9亿美金，分别为排名第1和第3的科技企业】

我个人觉得，两家企业非常有可能会竞相收购Tesla，它目前市值约260亿美金，但Elon Musk肯定会想办法把价格炒地更高一点，如前不久他和显卡公司NVIDIA老板黄仁勋会面，说要合作开发无人驾驶汽车。Google与Apple可以借此解决无人驾驶电动汽车的整套电驱动与电池问题，由此它们可将主要的科研资源投入到无人驾驶技术上。此外，两家企业或许也会竞争收购汽车共享平台Uber，以打造完整的无人驾驶电动汽车产业链，完成对全球汽车工业的完全垄断，目前它的市值约为400亿美金。

由上可知，未来的无人驾驶电动汽车作为下一个汽车科技浪潮，这几乎不是传统车企可以玩得转的。除了上文所归纳的原因之外，传统汽车企业根本就缺乏“信息”的基因，而更加偏重在“能量”上做文章，传统汽车性能评价指标，如燃油经济性(Fuel Economy)、汽车动力性(Acceleration Performance)，都是与“能量”有关的。更重要的是，除了汽车经济性、动力性外，平顺性(Vehicle Ride Comfort Performance)、操稳性(Steering Stability Performance)等汽车性能的进一步提高也必需依赖于对“信息”这个物理概念在更高水平上的运用，而这正是硅谷高科技企业的看家本领。汽车工业的鼻祖卡尔ž奔驰(Karl Benz，1844.11.25 ~ 1929.4.4)和沃尔特ž克莱斯勒(Walter Chrysler，1875.4.2 ~ 1940.8.18)都是技术工程师出身，而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的鼻祖阿兰ž图灵(Alan Turing)、克劳德ž香农(Claude Shannon)与约翰ž冯ž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2.28 ~ 1957.2.8)三人可都是数学家出身！而数学本身对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物理学科以及同属于“形式科学”的计算机科学的影响非常之大。

小结本节内容，传统车企与硅谷科技企业在无人驾驶电动汽车领域竞争的现实情况可以归结为：传统车企往日的技术优势不再，而新技术的劣势无法及时弥补，且企业内部不一定会很团结，意见不一定会非常统一，汽车企业也几乎不可能以杀死自己原有的汽车市场份额的代价来搞破坏式创新，所以它们作为被挑战者显得非常被动。而且，计算机与汽车也有各自由行业创始人的学科背景所决定的“行业基因论”。

那么，最后究竟将孰剩孰败呢？

按照吴军博士的“科技浪潮说”——科技的发展是不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当一个公司站到这个浪潮之巅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别家企业是挑战不了它主宰者的地位的，直到这一波浪潮慢慢开始退潮，新的一波浪潮起来的时候一定有新的公司。例如，IBM杀不死Microsoft，Microsoft杀不死Yahoo!，Microsoft和Yahoo!联手也杀不死Google，现在Google也对崛起中的Facebook一点办法也没有。由此，每一家高科技企业都抓住了各自时代的特点，站在各自时代的浪潮之巅，就算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顺顺利利地飘十几年，赚到数不清的钱以及高额利润。

按照前文的分析，在未来的汽车工业的浪潮必定是以“信息”这个物理概念为基础的“无人驾驶电动汽车”的前提下，我个人非常看好Google在汽车工业的发展前景，它的“企业基因”以及整个企业的技术组合与布局极其适合“无人驾驶电动汽车”，且Larry Page现在担任CEO，凭借他的判断力、决断力与对全球科技趋势的把控能力，Google完全有能力、也有有非常大的机会抢先站上这波科技浪潮的最高点，彻底垄断掉这个价值亿万美金的产业。

归根结底，无人驾驶技术毕竟还在Google的技术“相邻可能”(Adjacent Possible)够得着的距离之内，且有助于突破“诺维格定律”的限制，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注：“诺维格定律”由Google研究院(Google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ACM)会士、人工智能专家彼得ž诺维格(Peter Norvig)提出，它描述了以下情况：一家新兴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后，就无法再使市场占有率翻番了。而新兴公司为了满足华尔街的预期，就必须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通过“横向扩展”(Leverage)现有业务(如Google10年前就对无人驾驶汽车开始布局)与“转型”(如前文提到的通用汽车转型到电子与航天领域的决心不坚定，导致现在的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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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来全球汽车工业发展前景预测

正如Elon Musk不久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与百度李彦宏以及微软Bill Gates的早餐会上对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做出预言——“未来人类开车将是一种违法行为，自动驾驶将会在全社会普及”。在Musk看来，无人驾驶已经不是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而是在何时完全取代今天人类驾驶的传统汽车。

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半导体行业具有一些别的行业没有的特点。在这个行业，通过将电子元件设计得更小的同时，保证功能变得更加强大，即设备性能得到了提升；所耗的电量不断降低，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塞入到一块芯片中的时候，整个产品的可靠易用性也得到了加强。打个比方，如果是汽车行业按照这个速度来发展，那么一加仑汽油可以实现跑完一百万英里的奇迹；如果汽车能在一小时内跑几十万英里，那么你有可能在市中心花一晚上的停车费会比买一辆全新的保时捷(Porsche)还要贵。

而在未来，汽车也不再将是一套机械动力系统，而更像是配备超高性能计算机的机器人，由此“摩尔定律”也会在汽车工业中起作用。我们可以预期，Google可以借着这神奇的规律，像提供免费的搜索服务和手机操作系统那样，免费提供或以成本价销售无人驾驶汽车，那么传统汽车企业将无法与其竞争。通过将原有的商业模式无障碍地移植到汽车上，如互联网广告系统AdWords与AdSense，Google可以不靠汽车买卖本身盈利，而传统车企免费送汽车将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是大部分互联网高科技企业遵守的“免费”的行业惯例的威力。

【注：摩尔定律(Moore’s Law)由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ž摩尔博士(Gordon Moore，1929.1.3 ~ )于1965年提出，表达了半导体工业的以下特点：如图8.1所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一倍以上。摩尔定律在与半导体相关的产业也都适用，如图8.2所示。摩尔定律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戈登ž摩尔本人预计它将在10~15年后失效。】

图8.1摩尔定律在半导体工业的应用

图8.2摩尔定律的多种维度

无独有偶，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分析师亚当ž乔纳斯(Adam Jonas)今年3月对未来汽车工业做出预测时，观点与我基本一致。我们都认为汽车工业的游戏规则和玩法(商业模式)将与过去传统的模式发生本质性的剧变。只是我们的分类方式有所不同，我将无人驾驶电动汽车分成以Google为代表的“共享型”与以Apple为代表的“私人定制型”两大类，他的则更细，如图8.2所示，Jonas将未来价值“10万亿美元的汽车市场”分成四个象限：

现状；

分享型汽车市场(如Uber等)；

“私有型自动化”(将汽车的控制权交给计算机)；

“分享型自动化”(大量完全自动的车辆全天24小时运行)。

图8.3 Jonas对汽车工业类型的划分

用“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来思考未来的汽车工业的发展前景，从关于“能量”的最小作用量原理(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关于“信息”的最大信息原理(Principle of Maximum Information)以及测度人性的达尔文“演化论”(The Theory Of Evolution)【注：这3条可类比于数学学科逻辑公理体系中的“公理”】这3大基本视角来看，我个人认为，在未来无人驾驶电动汽车为主流的汽车工业中，掌握以下6大类技术的企业有更大的机会存活下来并“赢者通吃”，具体包括：

l 以Tesla为代表的掌握电驱动技术的整车企业，同时也包括电动机(Electric Motor)、高性能电池(Battery with High Performance)与电池热管理技术(Battery Thermal Management)的供应商；

l 以Google为代表的掌握无人驾驶相关技术的高科技企业，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包含道路信息的街景系统(Street View)、精确导航技术(Navigation)，车对车通信(V2V Communication)等；

l 以Uber为代表的汽车共享平台及其基础设施供应商，如Waze这样的智能手机APP、亚马逊强大的云计算系统(Amazon Cloud Computing System)、如Google Project Loon与 Facebook Internet.org这样的覆盖全球的免费WiFi系统、4G/5G移动互联网供应商等；

l 以Apple为代表的具有创意产品设计(Creative Product Designing)能力的企业，对艺术审美水平的要求极高，可用于满足不接受共享式无人汽车的小众市场(Niche Market)客户的高标准要求，一般以价格极其高昂的凸显车主个性的私人订制无人驾驶汽车的形式来实现；

l 以Android与iOS为代表的车载移动终端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OS)供应商。这方面的竞争将会决定下游应用程序提供商到底将为哪一家的OS设计更多的APP，类似于上文中提到的微软的Windows系统与苹果的Unix系统之争。此外，无人驾驶汽车商业模式的开发，如电商、广告、游戏、车载娱乐、移动办公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汽车安装的操作系统，所以这块新生屏幕价值连城，围绕它展开的竞争无可避免地会非常惨烈；

l 机械制造技术及其设备供应商，最主要的包括3D打印技术(3D-Printer)、制造机器人(Manufacturing Robot)、车载传感器(Sensor)等。

上述分析可归纳为以下公式：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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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在过去的250年中，以蒸汽机、内燃机及电动机为代表的动力机械的发明，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引发了第一次机器革命，创造出空前的人类物质文明。类似的，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突破，在未来也必将通过各类机器人的形式将人类从枯燥的重复式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将人类的聪明才智用于科学和艺术之创新，并与计算机协同处理更大量且更复杂的“信息”，创造出更先进的人类文明。

正如美国开国国父之一塞缪尔ž亚当斯(Samuel Adams，1722.9.27 ~ 1803.10.2)那句名言：“我必须学会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孩子才有可能学习数学和自然哲学以及地理、自然历史等等。然后给我的孙子创造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编制女工和瓷艺的机会。”将这句话运用到未来的汽车工业中，或许对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今后的几代人会适用——我们必须让汽车“聪明”起来，“学会”自动驾驶，这样我们人类才能从驾驶汽车的苦役以及交通事故的威胁中解脱出来——在汽车上，我们可以补充睡眠、养精蓄锐，我们可以构思创意、准备工作，我们可以通过网上社交、看电影、打游戏或网上购物来放松身心……

无人驾驶电动汽车也将被“共享”起来，大多数人将不再购买私家车，通过共享少数“无人驾驶电动汽车”来解决出行问题。

全球的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12亿辆降低好几个数量级，通过改进汽车共享的算法以及云计算的计算速度，或可实现只需要百万辆汽车即可满足地球上90%以上的人类的出行需求，这其中也包括先前被传统车企们遗忘的残疾人士、老年人士等一大块无法驾车的群体。

由于整个汽车市场规模过小，养不活许多车企，相当一部分传统车企会彻底消失，而采用新型商业模式和技术的企业会彻底一统全球汽车工业江湖， Google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候选者，而Apple将满足倾向“私人订制豪车”的次级市场，比例和智能手机市场差不多，Google的Android系统占据约80%的市场份额，Apple的iOS系统占领剩下的20%。

以前被内燃机汽车占据的大片土地将会被解放出来，或可用于建设大型公园，PM2.5、NOx、THC等传统汽车污染物的排放问题将被彻底根除。到时候，天蓝水清，身心愉悦，人类的文明水平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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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信. 摩尔定律50周年——采访高登·摩尔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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