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某些特殊的历史成因，每当出现一个困难的宏观问题，寻求应对方案的目光总是不可避免地聚焦到那片农村广袤的土地上。

如果对近代史足够的熟悉，农村历来在驱动社会构成、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足够核心的作用。无论先贤在西学问题上怎样的钻研、解剖，但在论证当下发展取得的成功时，仍然是“走出了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的道路“来得更为准确。这个“适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植农村。

于是，当某个困难的宏观问题无法按照经济思维在一线城市等成熟的经济体得以解决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会被以政策力量引导的方式转交由农村进行内部消化。

以2008年为例，为了平衡、对冲由美国金融风暴所引起的国内电子产品出口量的下降，我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的行政目标，其中，家电下乡作为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商务部当年的统计，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帮助下，共拉动了9200亿元的消费。

在今天来看，家电下乡的确有效地平衡及对冲了美国金融风暴所引起国内电子产品出口量下降的问题，TCL、格力、海尔等一线家电厂商都是直接的受益者。但同样应该关注的是，喧嚣一时的造假骗补风波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传统家电厂商互联网产品风向把握上的后知后觉。

家电下乡收获的利益以及付出的代价，值得以客观的立场进行审视。直白地说，这是一场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的，对大规模落后产品产能的释放。尽管，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消费升级”一词的定义。但我以为，作为大后方的农村，具备消化问题的能力是一回事，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是符合最大利益的解决方案。

当国内汽车市场迎来28年首次负增长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再一次将交由农村内部进行消化。按照发改委等10部委发布的《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内容提出了“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要”。以一定的补贴鼓励农村居民置换三轮汽车，购买3.5 吨及以下货车，购买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这个可能是2019年中国车市最大利好消息，也使得许多人对于2019年的汽车市场作出了谨慎而乐观的误断，至少是以2018年销量作为基础保底的误判。

事实上，在2008年那波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家电行业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汽车行业也从中试探了农村市场的汽车消费能力。在针对1.3L及以下排量汽车的财政补贴下，2009年微型车市场创造了100万辆的增量，占据了整体乘用车市场的五分之一。于是，这次的汽车下乡理所当然地被视作对冲一二线市场销量下降的稻草之一。甚至乎，这种寄望从诸如不入流，或者说声名狼藉的汽车品牌口中说出时，隐约让人察觉到薅羊毛的味道。

之所以说是误判，在于2008年前后的市场形势与今天的市场形势有着本质性的成因差别。2008年前后阴霾的市场形势，主要是源于美国金融风暴所引起的对中国出口制造业的影响。而欧盟、亚洲等国家在金融问题的共识空前一致，4万亿对现金流动性的激活也保障了扩大内需的基础。换句话说，这个单一的问题对应着多个的解决方案。同时，这本质上也是个经济性问题。

而当下市场形势的复杂构成，不仅是面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英国就脱欧问题繁复与欧盟纠缠，美国外交关系有所变动的情况下，更多有着政治博弈、民粹主义的因素在里面。这种人为造成的不明朗预期，覆盖面不光是出口、投资，还涉及农业、工业原材料生产等方面，影响的周期也更长，这种影响能够清晰被农村居民所感知。

然而，即便汽车下乡无法完全对冲一线市场的销量下降，但也不能否定这件事对于农村汽车消费的局部激活。实打实的政策补贴，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刺激农村消费力。

只是家电下乡的经验能够说明，在行政、政策力量取代市场力量的同时，所谓的猫腻或者说寻租空间也会相继出现。而早年实施的1.6L购置税减半政策，更加直接地证明这将会成为低价低质的落后产能的生存土壤。

在汽车下乡的过程中，如何树立补贴的准入标准，这是比如何判断一辆新能源汽车符合新能源补贴标准更困难的事。更何况，就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新能源补贴政策的制定上都饱受争议，对于经济、环境差异巨大的农村，就更难制定一个科学的标准。

如果指望农村消费者出于当下信息平权对消费本身进行判断，这更加是错误的做法。所谓的自由意识，必须要建立在没有行政力量引导的前提下。既然消费是因为补贴的引导而发生，它自然要给出一套合理的消费意见。从拼多多，到趣头条，都说明着真正的信息平权离农村还尚有距离。如果一场“汽车下乡”让农村最终跑满的都是诸如众泰之流，莫不是讽刺。

当然，我个人以为，汽车下乡本来就不应当出现。作为市场经济的标志性产物以及经济因素的集中反应，当提振汽车消费无法在市场成熟度更高的一线城市实现，那么，就自然不应当在市场成熟度低的农村去实现。

在不明朗的预期里，在基尼系数不可小觑的情况下，将风险转嫁到农村，只是把一个问题转化成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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