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湖北省宣布全省各类企业先按不早于3月10日24时复工。对此，武汉一家不愿意透露名字的汽车零部件公司总经理陈生（化名）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两个大哭的表情。

该公司是生产汽车空调电机的二级供应商，2019年营业额将近1.6亿元。往年的年头年尾，是该公司最忙的时期。去年的1、2月，该公司单月的销售额将近1500万元，今年却因疫情停产将近一个半月。

比起停工的经济损失，陈生更担心的客户的流失。

“我们的客户很多是外地的，它们2月初就复工了，因为缺货催了我好几次。但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已经有客户在找同行替代我们，这是我最不想看到也是最痛苦的事情。”陈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陈生的公司原计划在1月23日放假，2月3日开工。出于对疫情的担心，在今年1月21日提前放假。两天之后，武汉正式实施“封城”防控。陈生原以为封城期是14天，结果疫情严峻，封城的时间延长。

1月23日早上，陈生驾车回到湖北咸宁老家。到家不久，村委会立即有工作人员上门核查信息，测量体温，并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武汉返村人员，谢绝来访。此后陈生一直被困在家中，几乎没有迈出过家门。而他的工作并未就此停止，首先是清查本公司是否有确诊新冠病毒的员工。陈生的公司厂区没有员工宿舍，他在公司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租用了一些民房给员工当宿舍。如果员工因疫情需要被隔离，业主和村委会可能拒绝他们入内，这将给复工带来极大的不便。

好在公司300多名员工迄今为止并没有一起确诊案例。陈生一度担心有些员工隐瞒信息，农历正月十五（2月8日）之后，他心里的石头才真正落地。

“从大年初一开始，各地社区、村委会每天会有工作人员上门量体温，如果真生病了是瞒不住的。所以到了正月十五之后，也就是14天的观察期过后，依然没有一起确诊的。”陈生说，1月份该公司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生产，员工没有时间外出，可能因此而减少被感染的概率。

陈生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尝试和公司所在地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沟通，希望早日复工，但未能如愿。1月29日，湖北省宣布全省各类企业不得早于2月13日24时前复工。

当时武汉已经开始要求回流人员自我隔离7~14天，陈生盘算之下，预估最快能在2月底复工。对他而言，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复工后可以通过加班加点来弥补生产进度。但直到2月14日，湖北全省各地市交通管制并未放开。随后在2月16日，湖北省宣布“城乡所有村组、社区、小区、居民点实行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2月20日，湖北省再次发出通告，要求全省各类企业先按不早于3月10日24时前复工。

在此期间，浙江等省开始鼓励企业复工，并出台一些支持性政策：在针对外地员工回流的问题上，金华市鼓励企业包车接回外地员工，包车实际产生的费用，由政府承担三分之二；鼓励企业利用厂区宿舍、职工公寓对县域外务工人员进行隔离观察，严格落实管控措施的，给予企业每人300元的补助；要求外来员工居住地的管理部门，不得故意阻碍和人为设置障碍。

浙江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企业包了8辆大巴车接外地员工回厂复工，车上备有防护服、口罩、洗手液、测温枪、泡面、矿泉水、垃圾袋等相应物资。大巴车开到到各地的高速服务区接人，不下高速进入市区、乡镇等地面道路，以此降低感染风险。

被困在家中的陈生每天都会给上下游零部件公司打电话，询问复工情况。当得知全国不同省份汽车主机厂、零部件公司已经大面积恢复生产后，他更加焦虑了。他原本期望2020年保持增长。他的公司2018、2019年销售额持续稳定的上升，主要原因是客户面持续拓宽，该公司拿到了更多新车型的供货订单。

“有些客户一直在催我复工，他们缺货缺得厉害。我拼命想办法把模具和零件运到外省，在湖北以外找代工厂来生产。”陈生说，是有些着急的客户，已经在开发新的供应商。而他此时还必须协助客户去培训新的供应商，把图纸和技术参数提供给对方。

“这其实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我给客户承诺的一部分。而且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去提供帮助，未来客户还给不给订单我？我会不会从一供（主要供应商）变成二供（备用供应商）甚至三供（级别更低的备用供应商）？”陈生说。

2月18日，陈生收到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的通知，要求其短暂复工，为江铃汽车组织一批负压救护车的零件生产和供货。趁此机会，陈生在咸宁办理了返回武汉的通行证明，计划去武汉做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因为疫情，财务上不了班，没有办法发工资，没有办法收款，也没有办法付款，零部件库存消耗得差不多了，多一个礼拜就没用货用了。”陈生说，他希望尽快复工，开展业务，把损失降到最低。同时，他也担心复工的风险。

此外，考虑到外地员工返回武汉之后，租住地的村子可能拒绝他们入内，陈生要提前去沟通，如果解决不了，他就要去包几个宾馆来做临时宿舍。

“复工以后，肯定有很多问题。例如，有些外地员工因担心未必敢回武汉。”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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