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30余名来自国能电池的“留守”员工，相约一起来到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尽管希望渺茫，他们仍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讨回被拖欠5个月的工资。国能电池的北京工厂已经停产将近一年，目前，工厂还有50多名员工等待公司解决薪资问题。

一面遭遇工厂停产、拖欠薪资，另一面，国能电池还面临着密集的法律诉讼。查阅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仅2019年前7个月，涉案信息就多达74份，统计发现，多数为供应商讨要货款。

国能电池，一家连续多年出货量排在国内前十的企业，是什么原因，让它走到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这家的命运对于整个动力电池行业又意味着什么？

1、通过实际走访记者了解到，国能电池北京工厂已经停产，50余名员工正在公司留守，等待解决薪资问题。

2、主攻磷酸铁锂的国能电池，客户集中在商用车领域，使其很难抵御补贴退坡带来的市场波动。目前，国能电池称其有12亿元营收账款尚未收回，这正是其拖欠员工薪资的原因。

3、除了补贴退坡外，动力电池行业格局正在悄然生变，“马太效应”渐渐凸显，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寡头式电池企业在品牌、规模、成本等方面都更具竞争力，这无疑将碾压小规模电池企业。

工厂停产/资金冻结 国能迁移河南基地

在员工申请仲裁的第二天，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房山的国能电池工厂。国能电池的招牌已经被厚厚的布包裹起来，仅有一块小小的电子屏上显示着“欢迎光临国能电池”。进入工厂内部，会先经过生产车间，车间的对面是一座三层高的办公楼。

北京工厂是国能电池规划的九个基地之一，最初设计的产能包括3亿安时电芯和5亿安时PACK。再加上另外8个工厂，国能电池原本计划2017年底总产能达到11.2GWh。而规划产能和落地产能并不是一回事，“一些工厂签订了合作协议后就没有落地”，上述员工透露。国能电池没有公布过具体落地产能，不过，其2018年电池出货量情况仅为0.82GWh，不足规划产能的1/10。

北京工厂停产后，国能电池将生产基地向河南郑州转移，北京仅保留总部职能。同时，国能电池要求北京员工也迁往河南，留守员工必须经过董事长批准，否则自8月起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执行。这一规定在员工眼里则是“变相裁员”。

相比生产车间的破旧，国能电池办公楼却保持着整洁。一位员工告诉记者，目前总经理已辞职走人，董事长也不知去向，留下来的员工有的已经申请仲裁，有的仍在苦苦等待。“老板不是不认拖欠工资的事，就是说没钱。”该员工称。

着急的不只是员工们，国能电池还欠着几十家供应商的钱。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显示，国能电池涉及17项被执行人信息，累计金额多达2686万元。

2019年3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秀支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国能电池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伟资产700余万元。

而在此之后涉及请求冻结国能电池资产的案件，法院的回复均为，“通过全国网络查控系统及北京法院执行办案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冻结被执行人名下多银行账户，余额不足且为轮候冻结；到被执行人住所地调查，暂未查到可供执行财产。”

一系列迹象表明，国能电池正面临严峻的资金问题。针对上述问题，7月22日，我们试图联系郭伟，但其一直拒接电话。也就在当天，国能电池又下发了一封内部邮件，称由于12亿元应收款项尚未收回，导致部分已离职员工工资未能及时兑付，承诺在8月31日前结清全部拖欠工资。匪夷所思的是，该邮件在发出后不久便被撤回，而且并没有针对在职员工的补偿方案。

动力电池市场洗牌 客户单一难抗风险

国能电池的命运，是整个电池行业的缩影。只是历史的发展只能被总结，很难被预测。在新能源汽车如火如荼发展的那几年，大家都只顾着蒙眼狂奔，等停下来思考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行业已是另一番景象。

2017年1月，在深圳坪山维也纳酒店，国能电池独家冠名的“锂电风云二十年行业贡献颁奖盛典”正式揭晓。这其中的一位获奖者叫吴丛笑。给她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她1997年从美国回国创业，奠定了中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化的开端；她曾是比亚迪、比克的创始人之一。”

在众多光环的公开身份背后，吴丛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郭伟的妻子。这种充满“玄机”关系，或许为郭伟进入动力电池领域预设了伏笔。

国能电池成立于2011年11月，由蒋大龙控制的国能电力集团100%控股，这也是国能电池和国能汽车的渊源。一年之后，在深圳做消费类电池起家的郭伟投资并加入国能电池，持有其25%的股份，成为董事兼总经理。

2015年5月，国能电力集团退出国能电池，取而代之的新增投资人正是吴丛笑。关于蒋大龙的退出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国能汽车缺钱，蒋大龙将国能电池剥离卖给郭吴夫妇救急；另一种说法则称，蒋大龙与郭伟对国能电池的发展产生分歧，选择了退出。不论如何，国能电池已经与国能汽车毫无关系，而国能汽车目前也已经被恒大集团控股。

国能电池主攻的电池技术路线是磷酸铁锂，不知道这是否与吴丛笑在比亚迪工作过有关。比亚迪最初也是磷酸铁锂电池坚定的支持者，而随着乘用车领域对电池能量密度要求越来越高，比亚迪也开始涉足三元锂电池领域。但在新能源商用车领域，磷酸铁锂在耐久性、稳定性及成本等方面依然保持着优势。

由于技术路线的选择，几年发展下来，国能电池的客户也主要集中在商用车领域。2018年，国能电池的前三大客户分别为东风汽车、奇瑞商用车和一汽解放。在乘用车领域，仅为长安奔奔MiNi-e、江铃E100B、江铃E200L等为数不多的几款车型配套。

国能电池官网展示部分客户案例

单一的客户结构，让国能电池应对新能源汽车补贴非常吃力。首先，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的不断退坡，整个产业链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压力，对成本最敏感的新能源商用车领域首当其冲。以2019年上半年为例，整体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同比均增长近50%，而新能源商用车却分别下滑11.6%和6.6%。

其次，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的下滑，车企寻求产业链共担成本，大大压缩了电池企业的利润。

最后，由于补贴申请设置“运营里程要求不低于2万公里”的里程要求，延长了车企获取补贴的时间，车企也相应延长了给动力电动企业付款的周期，进一步增加了动力电池企业现金流压力。而几乎所有的新能源商用车都是运营车辆，这意味着，国能电池可能有大部分资金压在客户那里拿不回来，这可能就是国能电池在内部邮件中提及的12亿元应收款项。

除了补贴政策的搅动外，我国动力电池格局正在形成以宁德时代为首的寡头市场。从2018年动力电池出货量占比来看，宁德时代以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领先，比亚迪排在第二，但出货量仅为宁德时代的一半。

尽管如此，宁德时代或许不会在中国市场一家独大。就目前来看，比亚迪还有很大机会与之抗衡。当前，比亚迪正在通过开放战略，扩大在动力电池市场的实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车企为了防止电池企业“店大欺客”，也不会允许一家动力电池独大的发展，丰田同时选择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作为供应商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动力电池市场正在形成一种“马太效应”，随着电池市场的集中度变高，强者正在变得越强。以宁德时代为例，获得资本市场认可后，便有了进一步扩大产能、培养人才、投入研发的根基，与国内数十家主流车企达成合作。

在以乘用车为主战场的同时，宁德时代并没有放弃商用车市场，并表示将继续开发高能量密度、低成本商用车产品，同时继续拓展商用车市场。具备产能、品牌、成本等多方优势的电池巨头必将对规模体量小的企业形成打击。

与此同时，动力电池领域正在涌现一批新的闯入者，这些企业的特征是一批以车企为背景的电池企业，例如长城汽车旗下的蜂巢能源。中国动力电池创新联盟副秘书长王子冬此前向记者表示，虽然当前动力电池市场已经竞争十分激烈了，但是这些依托车企的后进入者并非没有机会。一方面，这些企业有车企支撑产能，更重要的是，新进入者没有历史包袱，更能直接快速切入最先进技术。

他还指出，此前的动力电池企业大多都是从消费类电池市场发展来的，很多企业还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车规级电池。而车企旗下的电池企业，从成立开始就是针对汽车设计电池，更清楚汽车需要什么样的电池，这在后续的竞争中会不断凸显优势。

来自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出的外部压力，加之动力电池产业内部的革新与竞争，行业洗牌在所难免，用王子冬的话讲，“大多数电池企业都可以洗洗睡了”。

全文总结：

2017年末，我国动力电池企业已由此前的200家下降至90余家，而毫无疑问，动力电池行业的洗牌并没有结束，有预测称，2020年后，这一数字可能下降至20家。国能电池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资金困境，而更深的层次来看，是电池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淘汰整合的新阶段。大浪淘沙，国能电池不是第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此前的电池巨头沃特玛和猛狮科技也正处在崩溃的边缘，但它也肯定不是最后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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